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如果能够将这两个驱动力结合起来，中国智慧城市的概念呼之欲出。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自2012年以来逐年升温,多部委轮番下发相关指导意见，各地方项目频频上马，各个级别、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城市试点层出不穷。从城市规划机构到各种软、硬件企业,只要能沾上边的,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产品。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城市设计、计算机、经济学等多学科也都将智慧城市作为重要课题进行专业研究。
但就目前已经落地的项目来看，大都是就项目论项目，为了智慧而智慧，并没有基于城市具体的需求和问题进行相应的思考、统筹与规划。如果按照当前的发展思路，中国的智慧城市恐怕会永远与理想隔着一层玻璃。
正所谓“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要真正地弄明白智慧城市该如何建设,还要回归到城市发展的本源上来。简单地说，人到城市主要两个目的：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今天，以阿里巴巴、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已经将商品交换这项工作做到了巅峰，让城市商品交换变得极其便利。
在“互联网+”时代,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新的业态。而为了能够很好地契合与这些新变化与新业态，就要求出现新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这也就是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
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换思维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市场的主导性作用至关重要,政府要从计划经济下追求大包大揽的大政府思维转到市场经济下法无授权不为的小政府思维。这种计划经济思维和市场经济思维的差别来自于正确地认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计划经济更加适用于高度确定的时代，用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规定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应该做什么，然后就能产出确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可惜的是，这样的社会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现实中人们面对的是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解决不确定性问题，需要的是市场机制与竞争创新，是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而要积极地拥抱不确定性，积极地创新，就需要给政府套上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给企业一张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
政府还需要第二张清单，责任清单。它要为不确定的市场创造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自由市场环境，也需要摒弃一亩三分地思维，打破行政、地域壁垒。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时代，城市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是开放的，因此打破信息孤岛、打破部门壁垒、增强协同协作，是建设智慧城市必不可少的要件。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建设智慧城市的最终目标之一，是要进一步为城市产业更智慧地发展做出贡献。现如今，招商引资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城市发展，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产业的空间变迁才是重塑城镇空间的基础性力量。政府不能决定企业在哪里投资，不能决定个人是否到哪个城市发展，但政府能创造和改善企业发展、个人发展的空间环境、生活环境和制度条件，让企业发展得更有竞争力，让个人生活得更幸福。
政府在进行相关规划引导时，还需要特别冷静的思考“顶层设计”这次词。顶层设计来自于哪里?它是信息工程中的一种设计方法，适合于处理边界条件已经确定的工程性问题，属于执行层次的思想方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人口在城市间流动、聚集、分散，所以边界条件是高度不确定的。智慧城市首要解决的是“做什么”问题，而不是“怎么做”的方法，城市选择“做什么”不是靠逻辑推理，而是靠价值评估，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进行有风险的判断。这种战略层问题，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严谨的顶层设计思维是无法适应的。
企业转方向
现在主导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都是过去30年成长起来的大型信息企业，实力和资源不容置疑，但是丰富的商业案例表明：上一轮竞赛的优势往往会成为下一轮竞争的负资产。智慧城市的发展涉及到理念、模式、技术的全方位转型升级，企业在适应这种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挑战往往来自企业自身。所以，企业在进行智慧城市发展探索时要时刻警醒自己，时刻准备进行全方位的转型升级。
转型过程中，以前的技术主导思维必须转变。从几年前智慧城市概念传入中国,一时间大数据园区、云计算中心的建设遍地开花,但大部分都是为了建设而建设,将技术落地作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目的。在下一步，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必然会转变到让城市在区域竞争合作中更有竞争力。企业要跟得上这种转变，适时地、有针对性地提供产品与服务。
企业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就是在传统的智慧城市项目中,企业主要是为政府优化内部职能提供产品与服务,例如优化交通管理、监控违章、处理罚款等。而在真正的智慧城市中，企业的发展机遇是对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优化。企业应明确这一点,在为政府提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时及时地改变传统商业模式, 从智慧城市产品经销商转变为服务商。
中美应携手
毫无疑问，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将大有可为。伴随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将会产生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等待人们去一一作答。
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当中，分工、交易、信用、定价等关键词成为核心。但是在今天，市场经济正在快速重构。比如在“互联网+交通”领域，以优步和滴滴为代表的新兴企业非常好地降低了因分工产生的各工序之间的沟通转换成本。在高峰时段，优步采取的灵活定价机制，成功地解决了困扰全球经济学家几百年的问题。进一步来看，在“互联网+”语境下，凡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打击，凡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环节都将被互联网颠覆，凡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既得利益都将被互联网清剿。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新的经济学理论有望诞生。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版图也将重构。过去30年,全球经济格局是欧美发达国家研发,非洲、南美、澳大利亚等资源国输出资源、能源到中国,在中国制造加工完成后进入到全球价值体系。中国承担的是中低端的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基本由欧美发达国家占据。当前，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中国在“新常态”下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能源领域的改革、智慧城市建设等战略举措将引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上升到新的位置。
具体到智慧城市发展问题，中美两国将成为驱动核心。在“互联网+”时代,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大部分都来自于中美两国。去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访美之旅的首场活动是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28位中美互联网大佬都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国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蕴含着巨大的互联网力量,同时潜藏着巨大商机。两国不管是在资源、人才的储备,还是政策、价值观上,对智慧城市的发展都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可以预见,智慧城市的未来发展也将由中美两国携手引领。
在这一过程中，虚拟层面的互联网和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网络、能源网络将出现融合趋势，让生产空间更加集约、生活空间更加宜居，生态空间更加山清水秀，从绝对优势走向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将最终成为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目标路径。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交通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