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月18日在京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会上介绍了2015年环境保护工作进展，围绕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法实施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Q&A中央电视台记者：去年11月底到12月份，多地接二连三发生重污染天气，且呈现PM2.5浓度高、污染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等特点。想问陈部长，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去年11月底之后，也就是进入供暖季之后，我国连续出现了五次重污染天气过程，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三次，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污染也很严重，局部地区还出现爆表的情况，给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这种天气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是在11月中旬之前，我们整个治污过程非常顺利、环境质量改善很快的背景下出现的。我记得到11月中旬的时候，北京全年的PM2.5浓度下降超过20%。但是到最后一个半月，全年的工作被吃掉了很多。
我们分析重污染天气成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遇到了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去年全年的气候条件比往年差一些，特别是到了供暖期之后，冬季的气象条件要差很多。主要有三个核心因素：一是混合层高度。大家看今天天气很好，今天大概是在1000-1500米。去年年底发生重污染天气的时候，混合层高度大幅度降低，一些时段降到200米，个别时段甚至降到100米。大家可以看到，污染物排放量是一定的，在1500米高的空间里排放和在一二百米高的空间里排放，积累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指标。二是湿度。PM2.5是二次产生的污染物，空气湿度越高，污染物在水分中反应速度会加快，更容易产生PM2.5。去年发生这几次重污染天气的时候，特别情况下湿度达到90%以上。北京天气一般湿度在30-40%，去年年底时候平均湿度大概高了20%，这也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三是风速。去年较常年同期偏低5%左右。因为这三个核心要素，使得排放同样多的污染物，在这种气象条件下非常容易产生PM2.5。过去讲人努力、天帮忙，现在我们也碰到了人努力、天不帮忙的情况。这是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气候，极利于PM2.5的产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我们也做了很多非常有效的分析，看了过去五年到十年的情况，总的来看，我们今天采取的措施对冬季、特别是取暖季的针对性不强，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平时采取这些措施有助于全年污染物浓度的降低，但是对于冬季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因。特别是供暖季散煤的问题，一吨散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强度是正常的电厂排放的5-10倍。我们有针对性不强、不够的问题在里面，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三，我们怎么样应对重污染天气，什么时候发布警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的应对能力还是不足。我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在这几年刚刚起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反思，怎么更好地应对重污染天气，更好地解决冬季、供暖季和秸秆焚烧加大之后污染加重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环境保护部在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把每一次重污染天气都当做一次重要的社会实验，组织专家、组织监测，去进行全方位的采样分析，来发现到底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是粗放地看这个问题，而是很精细地看哪些地方出现问题、什么原因，以便我们来制定更好的方案。党中央、国务院也非常关注重污染天气的应对情况。大家也看到，张高丽副总理亲自到北京召开座谈会，一起商议北京怎么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之后环境保护部召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座谈会，研究怎么来解决重污染天气。我们现在研究的措施基本上是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今年供暖季结束前采取哪些措施，另外是冬病夏治，全年及今后更长一个时间怎么减少污染物排放、怎么解决散煤的问题、怎么解决超标排放的问题、怎么解决高架源的问题等等。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行动方案，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之中逐渐减少或者减缓重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影响。
凤凰卫视记者:是关于“红顶中介”的问题。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央巡视组在环境保护部巡视之后，反馈意见是关于环保服务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很突出的“红顶中介”问题，之后您在“两会”记者会上也说到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现在解决情况如何?
“红顶中介”问题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去年在“两会”上我也做过承诺，2015年底环境保护部直属的8家环评机构率先完成脱钩。我讲的脱钩是彻彻底底的脱钩，人、财、物全部脱离，是制度上彻彻底底的脱钩。我们就是要在制度上来解决“红顶中介”的问题，用制度保障避免出现一个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来保障我们制度执行的公正性。现在，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向记者们通报，去年年底之前环保部部属单位的8家环评机构已经全部脱钩，跟环境保护部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件事情我们兑现了对社会的承诺。另外，全国各地完成了140家环评机构脱钩工作，不仅是环保部属单位环评机构脱钩，地方各省市县环保部门环评机构也都要脱钩。今年我们还有200家类似的环评机构需要脱钩，这个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坦率地讲也很敏感，这是革自己的命，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坚定不移。既然向社会许诺了，我们就要按时完成。所以我们今年会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调度和督促，按时完成相关的脱钩任务。同时，我们也在加强环评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这是关于红顶中介的问题，我们把他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必须完成，不讲任何条件。
凤凰卫视记者：刚才您讲到关于京津冀地区在治理雾霾方面的问题是针对性不够强，下一步针对性措施会有什么样的改进呢?
关于重污染天气具体我们做哪些工作。刚才我讲了，我们分成两大块，一个是今年供暖期我们还能做什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做五件事情：一是做好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环境保护部启动了一个“2+4”，“2”是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帮助周边四个城市：保定、廊坊、唐山、沧州，这是我们重点工作的对象。在3月15号之前“2+4”的城市要执行统一的预警响应标准，这六个城市一个标准，不再是各是各的，什么时候启动红色预警、什么时候启动黄色预警，统一标准。而且要求按照预测的上限进行启动。大家要理解，污染预警启动依赖于我们的预报，就是你预测到底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预测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坦率地讲我们现在能做到预测未来三天还比较准确，五天就比较困难。但是在预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污染天气可能介于在重污染和严重污染之间，过去是按中线值采取行动，现在要按照高线采取行动。另外，我们重污染天气应对要重点解决好“热点”地方。华北地区污染起来了，总是有一些很具体的区域首先起来，起来之后比谁都高，我们重点要解决好这些地区的预警应急工作，做到怎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应急方案。二是强化监测信息的共享。今年1月底之前，所有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监测数据已经实现了共享，大家都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我们也将进行相应点位的上收。信息共享对于应对重污染天气会有很大的帮助。三是高架源。京津冀有两个很重要的大气通道，高架源就是通过烟囱高空排放的污染物，几个小时可能就能从南部进到北京，它不是近地面的排放，它会长距离的传输，影响很大，范围很大，所以我们对高架源要进行特殊的关注。我们要求京津冀所有国控企业的监测数据，在线监测必须跟环境保护部联网，我能够看到，你有什么情况，达不达标我第一时间看到，不达标的要进行整治。这是第三项工作。四是严格机动车监管，大量的京津冀地区的物流运输有很多不达标的汽车，特别是柴油车，我们要加大抽检的力度，开展严厉打击违法生产环保不达标柴油车的行动。五是组织开展大气的专项检查，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京津冀地区还有大量的小散污染企业，我们叫“村镇工业大院”，一个片区里全都是又小又散，排放量很大，治理起来又很困难。我们要对这些进行重点执法，要打掉一批违法排污和不能够限期达标排放的小企业。这是近期我们做的工作。
第二大块是长期治理问题。冬病夏治我们做哪些工作，我们主要做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修订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包括统一预警分级标准，整个京津冀要统一预警标准，规定预警之后要采取不是同样的行动，是要采取各自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但是到这个级别之后采取行动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不然同样的红色预警，各地采取的措施不一样，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统一这些标准。二是抓好重点城市的污染控制。刚才讲到华北地区有两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高架源，我们要对这个进行重点解决。大家注意到，去年年底我们启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在通道上的电厂要优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三是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包括研究可不可以实行错峰生产，可不可以实行季节性、差异化的排污收费。有些企业不一定非要冬季才生产，可以安排在夏季多生产一些，冬季可不可以多收一些污染排放费，用经济手段来减少冬季等特殊气象条件下的污染排放。四是解决燃煤的问题，包括控制煤的质量，解决散煤、大量劣质煤，本来散煤排放量就高，煤的质量又不好的问题，我们在推动这项工作，包括加快集中供暖，这是一个长远的办法，最终是要通过用电替代煤的直接使用和气替代煤，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基础工作。要求“2+4”的城市两年之内在主城区不烧散煤，这也是很明确的控制目标。五是要加强面源的污染控制，包括烟花爆竹禁放的方案。今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很多城市烟花爆竹的排放量在减少。以及大量施工工地扬尘的控制。六是加大投入，保障这些措施资金能够到位。
针对北京的工作，我们也跟北京市政府一起梳理了一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我们提出了细化30项具体的任务，环境保护部牵头负责的我们将其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的也分解到各个区县。这里包括五项工作。一是解决北京散煤的问题。今年年底北京要完成400个村的煤改清洁能源的任务，要淘汰所有的燃煤电厂。2017年城八区要实现无煤化。2020年要完成全部平原地区的散煤治理任务。二是强化机动车管控，特别是重型柴油车，所以上半年北京在讨论研究，对针对重污染天气重型柴油车强化限行措施，2018年底前基本淘汰国二及以下的新型客车，2020年前基本淘汰国三的柴油车。今年还要修订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道路可以实时监测方法。三是解决北京工业大院问题和面源污染问题，2017年南部四区小企业密集群的整治任务要完成，2018年前完成全市整治工作。四是强化重污染天气的应急管理，这是要求京津冀区域统一行动的。五是强化联防联控，包括联控的协作机制问题，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问题等等。另外，我们还要做好责任的落实，包括地方政府责任的落实问题，也包括企业责任落实的问题。我们也在跟北京市政府协商，进一步加大重污染天气的污染治理力度。
路透社记者:我想问问执法的问题。很多人说环境保护部的能力不够强，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太强，国有企业也太强，他们不想听环境保护部门说的话。这好像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我想问你们现在有什么进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环保不守法确实在中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两方面的核心原因。一个是过去的环保法太软，没有什么硬的措施，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是一个问题。二是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干预的问题。去年1月1日开始，我国实行了新的《环境保护法》，新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解决软的问题。环境保护部把落实新《环境保护法》、推动形成守法新常态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基本上每两个月开一次专题会，讨论这两个月全国执行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在什么细节上进行推动。我们按月调度，每个月把全国执法情况向社会公布。
环境执法
我们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取得的成效还是很明显的。
一是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环境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这是法律规定的。怎么落实这个责任?第一件事情是对环境出问题的、不好的公开约谈。我们去年对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公开约谈，效果很明显。不仅环境保护部约谈，也要求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约谈，还跟其它部门一起约谈，比如最近我们和林业局一起就自然保护区问题对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了联合约谈。还对地方进行督查。我们对33个市(区)开展了环保综合督查，同时督促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对30%以上的地市人民政府开展督查，我们希望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对全国所有地市进行一次督查，就是要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各地去年共对163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对20个市县实施了区域限批，对176个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政府落实责任，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二是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环保法要“长牙”，必须要严格执行。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数额达5.69亿元;实施查封扣押4191件、限产停产3106件。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另外，环境保护部还把一些典型案例拿出来，共公布了74个典型环境违法案例，拿这些案例来做警示，以案说法。这些工作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
三是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联动。环境保护部去年首次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污染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一个是化工厂填埋危险废物，还有一个是污水处理厂弄虚作假。到去年年底有多少环保的刑事案件呢?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是2079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大家可以看到执法的力度确实在增强。
四是开展环保大检查。2015年，全国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次，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2万家、停产3.4万家，限期改正8.9万家。这是我们去年执法的一个基本情况。
通过过去一年的执法，守法情况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企业感到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但要做到企业全部守法还有很长的路，主要还有四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力传导还是不够，特别是到县一级，压力还需要传导下去，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二是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协调配合，不能让地方环保的责任成为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责任。只有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都履行责任才能有效果，所以也有发挥各部门责任的问题。三是企业的主体责任仍然不够落实。虽然有这么多处罚，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企业环境违法还是很多的。“十三五”我们专门启动了一个很重大的项目——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要求企业达标排放。最后，环保一个部门单打独斗不行，必须要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怎么解决?信息公开。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进一步加强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现在我们看企业在做这项工作，但是公开的深度不够、不全面、不规范，所以我们也会把信息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去年一年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年，今年1月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开始实施了，所以今年我们会把两个法结合起来，继续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的法治环境会不断完善，真正做到企业守法，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环境守法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的问题。大家注意到，“十三五”中央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制度改革——省以下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我们叫垂管，这是一项重大的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环境监测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解决现在分块式的管理，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的监测、监察和执法，环保责任难以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重点有四个方面的目标，一是这项制度改革要充分体现怎么样更好地落实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二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解决地方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三是通过垂直管理，更好地解决跨区域流域大尺度空间的问题;四是加强地方监测和执法队伍的建设。我们现在的执法队伍还不是很规范，人员少，执法上遇到很多问题。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报道，我们执法人员去了之后被企业打了，有的企业把我们的人给锁里头了，很多甚至没有制服、没有执法设备，所以要加强能力建设。
我相信，通过一系列具体工作的落实和制度上的一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执法上的一系列不守法问题会逐步解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此前，北京市三次应对重污染天气突发事件过程中启动和解除红色预警的时机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请问环保部门将如何完善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应对机制?
我刚才讲预警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预测，这是科学问题;一个是预警，这是行政摁按钮的问题。预测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天气预报现在也不能讲百分之百的准。总体上看我们的能力，三天是比较准的，超过三天就有不确定性了，再长的时间不确定性就更大，所以大家要允许在预测上有一些偏差。但什么错误不能出呢?就是预测到了严重污染情况但你不采取行动。预测可以有些问题，但是预测出现之后不能不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北京去年出现的情况，其中有一次确实是开始是重污染天气，中间变成中度污染，很快又上去了，中间变好又变坏，这是不太常见的新情况。环境保护部有一个内部的工作机制，我们有专家队伍，和相关部门一起对各地区的情况逐一分析研究，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来不断完善我们的预测预警工作。
具体来讲，环境保护部通过做好四项工作来提高我们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一是及时预警。要根据预测的情况及时预警，按污染预测的上限进行预警，这在以前是不明确要求的，这次我们明确要求。同时根据预测情况提醒公众在重污染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重污染天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减缓和削峰，并不能完全消除重污染天气，这一点希望大家理解。真正解决重污染天气问题还是靠常态化的污染减排来解决。二是推动重点区域统一预警分级标准。不能各地标准不一，要解决预测出现波动的情况我们怎么办，要解决预测不准、修正的过程怎么办，等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方案。三是要提高应对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依法发布预警之后，还要努力使应急措施针对性更强、更有效，减少社会的成本和代价。现在我们抓住各种机会进行源解析，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解决谁来做、何时做、如何做的问题，发挥好预警的效果。四是要提高我们的预测能力。预测能力的提高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主要做两项工作：一个是让环境保护部部属单位，其他科研单位和高校，还有北京、上海、广东等这些环境预测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和其他能力较弱的地方一起会商，共享信息，帮助他们提高预警的能力。再一个是利用技术创新比如大数据技术，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能力，争取不只三天，能做到五天、甚至一周。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效果。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重污染预警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提高预测能力也是环境保护部下一步的一项重要工作。
塔新社记者:陈部长今天还没有提到环保国际合作，比方说俄罗斯跟中国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这个广阔跨境地区环保问题并不少。您觉得现在和将来，俄罗斯和中国双方在环保合作之中最重要的方向和项目是什么?
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环境问题是需要我们各国一起合作才能解决的，包括气候变化的问题，包括臭氧层问题，单靠一国的力量很难解决，需要我们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起来努力解决。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国际合作。有几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结合这个战略，怎么样分享我们的环保经验，我们“走出去”是绿色的“走出去”，我们也开展“走出去”项目的环境评估。包括我们对各个方面的合作推动，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做好环保的合作。二是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政府加入了30多个与环保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者议定书，包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等等，我们要做好这些公约的履约工作。三是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我们现在跟6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在环保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合作，包括俄罗斯，我们有两国环境部长之间的对话，每年一次，去年是在北京，今年我要去俄罗斯。我们合作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固体废物、污染跨境转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我们之间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再就是加强多边合作，包括中日韩之间的部长对话机制、中美之间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以及金砖国家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等。去年金砖国家环境部长在俄罗斯进行了第一次对话。这些机制对于加强对话沟通、分享各自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要做好南南合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人员培训、官员培训、技术的转移，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所以，环境国际合作是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绿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解决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