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习近平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是北京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他指出，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两年时间，北京市多部门、多地域协同作战，打响了一场治霾狙击战。市民和环保NGO也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
对蓝天的向往，成为这场狙击战凝聚共识的基础和最原始的驱动力。
2016年2月16日，天空湛蓝。住在西城区西四北二条的阎大爷拎着两个鸟笼子，坐在路边的水泥台上，眯着眼，晒太阳，遛鸟，看车来车往。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空气质量发布平台的信息显示： 这一天，北京市的AQI(空气质量指数)为27，空气质量状况一级优。
“今年过年天气好，连着都是蓝天。”阎大爷说。
据北京市环保局数据，2016年春节期间(2月7日除夕-2月13日初六)，北京市空气质量与去年相比，PM2.5平均浓度下降19微克，中重度污染日减少2天。
从去年全年情况来看，与2013年相比，2015年北京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和PM2.5浓度分别下降49.1%、10.7%、6.1%和9.9%。
每一微克污染物浓度的改变，背后都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等。
“总书记讲话2周年了，对于我们环保人来讲，最大的靠山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说，一头有党和中央，市委市政府的努力，另一方面有公众的期待。这场与雾霾的战役，会长期而又艰巨，但胜利可期。
再见了，煤球
每年冬季采暖季期间压减燃煤约60.8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重型卡车来装的话，需要六万多辆，这些车头尾相连，差不多可以从北京市区排到河北邯郸。
阎大爷已经在北京生活了82年。以前的冬日，夹几块煤球放进炉子，几分钟不到，红色的火苗呼呼蹿上来，整个屋子都暖和起来了。一个煤炉子温暖了他记忆里的整个冬天。
那是老北京记忆里的“两白一黑”时代——吃的白菜和白薯，用的是煤。在没有大面积市政供暖的时候，老北京整个冬天的采暖都得靠煤。煤带来温暖，也带来二氧化硫——这是雾霾的一大组成部分。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工作人员曾景海说，实际上，在1998年，因为煤烟污染，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比较恶劣了。“无论晴天或者阴天，整个天都灰蒙蒙的，街道、工厂、工地边都飘散着一层灰尘。”但那时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感受还没那么强烈。
当时，作为雾霾组成物的颗粒物已经肆虐。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控制对策”，决定治理城市燃煤小锅炉和小茶炉等低矮污染源，减少颗粒物。三年后，北京市又开始针对平房住户，推行“煤改电”工程。
阎大爷家是五六年前用上电暖炉的。“每天晚上开5个小时，温度就能达到22摄氏度;开9个小时，就有26摄氏摄氏度。”阎大爷算了一笔账：加上“煤改电”给居民的政策性补贴，平均一晚的电费4元;而当时用的蜂窝煤涨到了一块1.5元，如果一晚用4块蜂窝煤，就得6元。“还是用电划算，干净还方便。”
去年年末，东城区和西城区已经基本实现无煤化。
这两年，“煤改电”计划继续向郊区扩展，怀柔等地的部分村民已经用上了蓄能式电暖器。根据2013年发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计划》，到2017年，将完成郊区农村25万户的“煤改电”工程。
按相关报道，从2001年至今，全市“煤改电”用户总数达到了38.45万户。以每个采暖季期间城区居民户均燃烧1吨煤、农村居民户均燃烧4吨煤计算，每年冬季采暖季期间压减燃煤约60.8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重型卡车来装的话，需要六万多辆，这些车首尾相连，差不多可以从北京市区排到河北邯郸。
针对燃煤锅炉的治理也在进行。截至去年年末，城六区已经实现了无燃煤锅炉，四大燃煤电厂已经关停了三座，剩下的一座预计今年可以关停。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一组数据，以二氧化硫的削减为例，从1998年到2015年，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2015年同比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38.1%
机动车的罪与罚
据环保部门评估，去年年末的两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机动车限行对减排的贡献率约两成;阅兵等几次重大活动期间，限行对减排的贡献度甚至达到三四成。
北京市环保局2014年做的一项PM2.5来源解析研究发现，在本地污染排放中，“贡献度”最大的是机动车，达到了31.1%。其次是燃煤、工业生产和扬尘。
作为北京本地PM2.5的首要来源，过去两年里，相关部门对机动车的治理更为严格。
比如，针对各类新车，北京市使用了更严格的油品标准——甚至高于国家要求，每执行一次新标准，单车的污染都会降低三到五成;公交车等八大行业的重型柴油车加装了DPF(壁流式颗粒物捕集器)。“国际科学研究表明，DPF可以减少九成以上的颗粒物。”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副处长连爱萍介绍。
老旧车淘汰也在同步进行。统计显示，去年年底，黄标车已经被基本淘汰。2014年，全市淘汰了47.6万辆老旧车机动车;2015年，淘汰了38.9万辆。以2015年为例，淘汰的老旧机动车每年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共9.16万吨。
连爱萍透露，减排效果比较明显的是限行。这不仅包括单双号限行，也包含对大货车、渣土车等重型柴油车的管控措施。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已经在全市大范围内尝试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据媒体报道，限行之后，市区主要道路车流量比限行前下降了21%，车速比限行前提高了约27%。
此后不久，机动车尾号限行成为常态。从2008年10月11日开始，北京市政府决定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措施，即北京市内机动车按尾号每周停驶一天(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截至目前，车辆尾号限行政策已经实施7年。
2015年，北京市新修订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新预案规定，当空气污染达到最高红色预警级(即预测未来持续三天以上出现空气重污染)时，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新预案发布当年，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据环保部门评估，去年年末的两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机动车限行对减排的贡献率约两成;阅兵等几次重大活动期间，限行对减排的贡献度甚至达到三四成。
截至2015年年底，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61.9万辆，与2013年相比，新增18.2万辆。但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量，在这两年则一共减少了近20万吨。
环保执法者的“牙齿”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认为，环保执法者终于有了“牙齿”——按日计罚、查封扣押和限产停产。“铁腕治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十多年前，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调研员穆亮刚刚大学毕业。第一次到工地上进行扬尘检查。工地负责人问：“你们是环卫的?”
“我不止一次发现，不少企业分不清‘环保’和‘环卫’。”穆亮说，企业对“环保”都没有概念，执法的难度和效果可想而知。最尴尬的是，由于缺乏强硬的执法手段，有时候，连排污企业的门都进不了。
一位环保局人员坦承，工业生产对北京本地污染排放的“贡献”排第三，但其治理难度却相对更大。
曾有人问一位环保官员：“这些年来，你们执法连点牙齿都没有?”环保官员答：“我现在都张不开嘴，怕别人看到我没牙。”
穆亮他们也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改变发生在这几年。 2013年9月，北京市制订了《北京市2013—2017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计划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重污染天数大幅度减少。到2017年，全市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5%以上，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2014年1月，北京市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条例”的全国首部地方治理大气污染的法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认为，环保执法者终于有了“牙齿”——按日计罚、查封扣押和限产停产。“铁腕治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石景山曾有一家生产火车材料的企业，因为违法露天喷漆，未按照规定日期整改，被加倍处罚。奥地利一家企业看到相关新闻，取消了和这个企业的大额订单。最后，企业不得不按照环保要求治理改造。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执法效果。让违法企业感受到压力，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穆亮说。
北京市环保局数据显示，这两年，针对大气类环境违法案件的处罚数量和额度大幅提升。仅对比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2014年处罚案件数量是上年的1.6倍，处罚金额是上年的3倍。
2014年，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发改委牵头制订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环保局制订了《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
两个目录是对北京经济发展做“减法”。在北京市许多基层干部看来，这一类似“壮士断腕”的举措和魄力在以往不可思议。
据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年末，两年间，北京一共退出了718家污染企业。在石化、汽车制造、家具等行业实施企业环保技改工程，减排挥发性有机物3.1万吨。
大气治理“天不藏奸”
只要工作做到了，空气质量是好是坏就摆在哪儿，大家都看得到，这事儿骗不了人。
去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市连续启动了两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史无前例。北京市环保局的官方微博下面差评一片。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几个小姑娘看了，委屈得哭了。“感觉一年都白干了。”
雾霾肆虐，和普通市民一样，环保工作人员们也觉得难受和压抑。
但作为环保工作者，他们对雾霾多了一些更客观的认识——雾霾治理始终是长期又艰巨的任务，不可能立竿见影。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治理雾霾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至少三四十年。
穆亮打了一个比方，雾霾就像感冒，治理就像吃药。感冒了不可能一吃药就康复，治理雾霾也同理。
雾霾治理的难点在于，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协调多个部门。比如，仅针对扬尘这一项，就可能涉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园林绿化局、市交通委、市市政市容委等多个部门。
几年前，方力会有孤军奋战的感觉。“大家都觉得环保就是环保局的事情，环保局应该多干。”他说，“其他部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对环保的考虑不那么多。”
但现在不同了，共识凝聚起来了。方力一直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6日视察北京讲话的新闻稿压在办公桌玻璃下面。“总书记讲话2周年了，对于我们环保人来讲，最大的靠山就是总书记的讲话。总书记讲话后，让我们工作更容易做了，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而且有了力量。”
雾霾治理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河北和天津，污染会跨界流动。2014年环保部门的PM2.5来源解析中，外来污染源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赵志威打比方，就像京冀跨界河流的治理一样，不能只治理下游不管上游，河水是流动的，雾霾的治理同理，需要京津冀协同。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北京讲话，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大气治理领域，则是京津冀治理雾霾的一体化，其中包括了产业结构调整、区域联防联控等多个方面。
早在2013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已经成立，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控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以机动车排放污染的治理为例，对于超标排放的外埠车，此前，北京市的环保部门并没有异地执法权。从去年开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协同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区域机动车排放污染实现了联防联控，仅去年一年，北京已经对2372辆超标排放的外埠车进行了处罚。未来，区域机动车排放还将实现数据共享。
区域环境联动执法也在去年开启。去年11月底，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一周后的空气重度污染期间，三地已经同时启动了第一次联合执法检查。
三地协同初显成效。以2015年三地的PM2.5平均浓度变化作为参考，北京同比下降6.2个百分点，天津市同比下降15.7%，河北省同比下降18.9%。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张工曾说：“大气污染治理这件事儿是天不藏奸。”方力特别认同这句话。他觉得，只要工作做到了，空气质量是好是坏就摆在哪儿，大家都看得到，这事儿骗不了人。
对打赢治霾这场战役，方力很有信心。“按照治理大气污染的中长期规划，每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5%，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公众有望感受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到2030年，蓝天将成为常态。”
行动者
志愿者们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天气优良和轻中度污染时，宜公交出行;重度污染时，宜地铁出行。
早在2013年，北京市民邹毅就封存了家里的两辆私家车，上班期间，四环以内的出行都靠地铁和公交。这个习惯一直坚持至今。
多年以前，他和北京其他的“有车一族”一样，出门打个酱油都开车。“不能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他说。
直到2013年1月，北京爆发了一次连续十多天的重度污染天气。邹毅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
他开始坚持做两件事——绿色出行和“一目了然”项目。
后者是每天坚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角度，用镜头对准北京电视台拍摄一张照片，制成北京空气质量视觉日记。
“可以感觉到，空气质量是缓慢好转的。”邹毅说。镜头不会说谎，2015年的蓝天天数明显比2013年要多。
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5年这三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分别是175天、172天和186天。这和“一目了然”项目记录的数据基本一致。
环保NGO们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去年1月到10月，“自然之友”旗下的项目“蓝天实验室”发动135人次志愿者，完成了PM2.5与出行方式选择测试——志愿者们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天气优良和轻中度污染时，宜公交出行;重度污染时，宜地铁出行。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实验室“取名‘蓝天’，是因为蓝天代表了一种愿望。”
住在西城区的阎大爷每天坚持看天气预报，预报中出现两个圈(雾霾标识，记者注)时，他只能待在家里;没有两个圈的时候，他就能出门晒太阳，遛鸟，看车来车往。
他希望，这样的蓝天，多一些，再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