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发展，水污染加剧，保护“一湖清水”、“一河清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今年得两会上，9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在河流中下游地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说，生态补偿简单来说，就是用经济的方法协助解决环境问题。
若想治理保护一条河流，上游恐怕要比下游牺牲更多。关停工厂、禁止砍伐、组织清洁，这些上游必须采取的措施，有时也会让上游的经济发展掉进“下游”。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调侃”道：有些地区，真是“上游绿水青山饿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减肥”。有学者指出，解决之道，在于探索科学的生态补偿方式，让受益方掏钱，补给因保护环境而经济利益受损的另一方。
这个话题，在今年两会持续升温——9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在某条河流中下游地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也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某地纳入国家级生态补偿试验区试点，协调周边地区合作。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看来，更有效的对策是出台一部《生态补偿法》。长期关注环保领域立法的她，已向大会递交了议案。
她记得，2011年，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项目“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项目”正式启动。据媒体报道，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区，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按约定，只要安徽出境水质达标，浙江每年补偿安徽1亿元。
试点之后，新安江的水质连年达标。吴青觉得，这表明，跨界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在新安江取得了一定效果。
河北、天津同样如此，经过3年磋商，2014年两地就滦河生态补偿机制形成初步意向。此前，为涵养水源、阻挡风沙，上游承德部分地区进行了“稻改旱”，而种玉米的收益远低于种水稻。
越来越多相邻的地方政府，开始努力谈判，探索河流、大气等领域的生态补偿问题。
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有关规定分散在多部法律中，对补偿范围、主体、原则、内容、对象、方式、标准和实施措施缺乏具体规定，不系统、可操作性不强。吴青说，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规范性文件，但权威性和约束性较弱，因此，制定《生态补偿法》十分必要。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强化激励性补偿，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说，生态补偿简单来说，就是用经济的方法协助解决环境问题。
吴青认为，生态补偿应采取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过去，政府补偿比较普遍，现在已有市场化实践，这方面可做的太多了，比如项目协作、国内外捐赠、碳汇交易、绿色偿付、配额交易、排放许可证交易、优惠贷款等。
吴青提到，欧盟在1992年实行了生态标签认证制度，获得该标签的产品，需保证从设计、生产、销售及处理的每一个环节都不会危害生态环境。作为回报，贴有该标签的产品，要比普通产品价格高出20%～30%，“消费者实际上对生态标签的生产商进行了间接的补偿”。
法国一家矿泉水公司则与水源地农民签订协议，公司请农民控制奶牛场的规模、减少使用杀虫剂、放弃种植谷物，公司则给农民高额补偿，承担其购进新农业设备的费用，并提供技术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说，生态补偿推广并不容易。“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国家层面可以先出台一个总体原则，各地区再统筹。这是一个需要各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