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去产能”已经成为经济领域尤其是煤炭行业当前的关键词，但是清洁高效利用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日前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列为100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之一，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将“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2016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产能虽是煤炭当前时期脱困的核心任务，但是从长远来看，要实现煤炭行业的转型升级，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是必然出路。
关乎煤炭荣辱兴衰
此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能源实现“结构优化”，我们提出了“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的思路。
关于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努尔˙白克力解释，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煤老大”的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可动摇的，而煤炭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如果离开煤炭，要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根本不现实。所以，我们要加大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力度。
“同时，能否清洁高效地利用好煤炭，需要我们有主动为之的意识，更是对我们能力的考验。”努尔˙白克力坦言。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从防治大气污染的角度肯定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陈吉宁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控制空气污染，“十三五”将大力推进清洁煤炭的使用。“过去人们一说到煤炭就感觉很脏，现在要为煤炭正名，煤炭清洁利用其实可以比天然气更环保。”陈吉宁说。
作为产煤大省山西的省长，李小鹏对煤炭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3月6日，李小鹏在谈及煤炭行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时说，煤炭的清洁高效安全利用才是根本。“什么时候煤炭能够清洁利用了，煤炭行业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神华集团副总经理李东则认为，现在煤炭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样清洁开采、清洁利用和清洁转化。如果实现了清洁开采、清洁利用和清洁转化，那么煤炭还是最经济的能源供给。
煤炭专家李廷对《中国能源报》记者直言，能否实现清洁高效利用从根本上决定着未来煤炭行业的荣辱兴衰。
与“去产能”并行不悖
“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无论是研发还是推广都值得下大力气!否则，光是去产能是解决不了煤炭的问题的!”一位在煤炭行业工作多年的人士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清洁高效利用与去产能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是怎样一种关系?
“清洁高效利用和去产能是当前煤炭行业需要同时解决的两大问题。清洁高效利用是需求侧的改革，去产能是供给侧的改革，没有直接的关系。”李廷对本报记者说。
汾渭能源分析师曾浩则认为，清洁高效利用是将煤炭消费集中于高热值和低硫的煤;而低热值和高硫的煤的应用会越来越少，这些煤矿往往也是盈利状况最差的，正好可以通过去产能的相关政策来将这些产能去除掉。
山东能源集团的一位管理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去产能是正相关关系。相关部门严格执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可以减少或防止低质煤的开采，既有利于环保，也有利于去产能。产能降低后，也能够使企业翻身，投资煤炭清洁生产，或者转型为新能源企业。
一位不愿具名的煤炭行业研究人员对记者表示，煤炭行业要寻求供需平衡，化解过剩产能是当前的核心任务。但是在去产能的同时，清洁高效利用同样不能放松。应从思想认识、技术研发、政策、资金等方面持续推进。
许多技术相当成熟
作为煤炭使用的大户，燃煤电厂的排放情况被视为煤炭使用方式的代表，而其减排技术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水平。
我国燃煤机组的超低排放从2015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2015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前，我国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
华能技术经济研究院研究室主任韩文轩表示，各大发电集团目前已掌握了成熟的超低排放技术，尽管改造的边际成本较高，但考虑到当前煤电普遍较好的盈利水平，发电企业完全有能力完成国务院会议提出的建设和改造任务。
据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冯伟忠介绍，近十年来，我国“上大压小”并新建了大量600MW-1000MW的先进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2014年时，我国火电机组的平均煤耗已达318克/千瓦时，这在世界上也已是较先进的水平。而“外三电厂”的机组净效率更是达到了46.5%，已经超过了欧盟计划2050年45.2%的平均净效率。
“现在我们的燃煤电厂的排放已经完全可以达到甚至优于天燃气发电的排放标准。”冯伟忠说。
与此同时，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并不意味着必须使用优质煤炭。据冯伟忠介绍，现在燃煤电厂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让低质煤也能达到超低排放。当然这与电厂的设计有关。比如说，循环流化床锅炉能在燃用低质煤时仍能达到很低的排放，而且低质煤本身的价格也会低一些，能为电厂节约更多的成本。
而在煤化工领域，煤制烯烃也迎来了颠覆性的技术革新。近日，中科院院士包信和确认其团队突破了被国际煤化工界认为不可替代的费托过程，摒弃了高水耗和高能耗的水煤气变换制氢过程，创造性地直接采用煤气化产生的合成气，在一种新型复合催化剂的作用下，高选择性地一步反应获得低碳烯烃，为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化提供了又一技术支撑。
加码政策支持力度
我国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近年来因受到产业升级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2014年以来，《关于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相继出台。2016年3月16日，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等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公布了10个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位列其中。
虽然政府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政策措施，但是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仍然影响着相关工作的推进。
对此，李廷认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还不够，监管做得也不到位，同时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认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需要激励政策的支持。王毅建议，应对主动改造不清洁用煤工艺的污染企业给予一定的财税扶持，同时针对研发推广清洁燃煤技术的环保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补贴方式可按照单位产品清洁用煤量来核算。
而“体制机制的问题”是什么?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濮洪九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答案。
在濮洪九看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涉及到煤炭生产，加工、存储、运输、转化和利用的全过程，是一个从资源开发到终端利用的完整产业链。从产业发展方面来看，涉及到煤炭开采、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诸多产业，产业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又是相互独立的管理体系，需要统筹协调。
所以，濮洪九建议要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一个关系全局的大战略加以推动，需要建立国家级的煤炭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协调机制，有效进行全产业链清洁管理。在国家层面，要建立相关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和科研单位共同参与的协调机构，组织开展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煤质标准、支持政策的制定，编制煤炭清洁利用发展和管理规则，协调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做到统筹协调，分行业实施，整体推进，切实做到从煤炭生产开发到煤炭终端消费的全过程管控。
而在曾浩看来，减排技术的改进与劣质煤的使用之间应有一个动态的调整。曾浩说，通过改进减排技术，电厂就可以使用劣质的煤来降低成本，同时达到环保要求，但是地方政府又会出台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来控制劣质煤。所以，要针对电厂的减排技术进步情况把握好劣质煤控制的程度。
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不少电厂在采购燃煤时受到地方政府干预，对于燃煤的选择缺乏完全的自主权早已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
“此外，还是要尽快建立碳交易的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来提升下游用户节能减排、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积极性。”曾浩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