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即将启动的水权交易，主要包含江河水及地下水。水权交易是指水资源使用权的部分或全部转让，通常先由国家将水权分配给各省市，各省市再细分到基层，各地用不完的指标则可以相互交易。
事实上，一些地方早在2000年即开始了“水交易”的尝试。浙江的东阳和义乌地处金华江上下游，“同饮一江水”，水资源丰歉却大相径庭。东阳每年向金华江白白流掉3000多万吨水;处于下游的义乌人均水资源量只及东阳一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就双双告急。
2000年11月，东阳、义乌两市政府经过多轮协商签署了用水资源转让协议：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橫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东阳市除获得2亿元的综合管理费外，每年还获得近500万元的供水收入。
水资源转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水。甘肃张掖市通过水权制度建设，引领了我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的发展。张掖市建立水资源的宏观控制体系，确定全市的水权总量后，由政府进行严格的总量控制，依据水权总量，核定单位工业产品、人口、灌溉面积和生态的用水定额。对农户来说，在人畜用水以及每亩地的用水定额确定后，便可根据每户人畜量和承包地面积分到水权，而节约下来的水就可以通过水票有价转让。
据张掖市水务局统计，实施水权制度仅一年，张掖就少引用黑河水3亿多立方米。近年来，除甘肃之外，全国陆续有宁夏、福建、河北等10余个省份开展类似的探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亚华说，不同于之前政府之间私下相互协调、各地进行水量转让的尝试，即将推行的水权交易是在国家赋予地方使用权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公开交易水权，这是“水交易”的一个质的飞跃。
端平“水权确认”这碗水
据了解，2011年水利部制订《水量分配工作方案》，对全国各地用水指标进行了明确，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党连文说，现在将进入水权确认阶段。水权配额的确定主要结合两项指标考量，一是对当前各地用水是否合理进行评估;二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行用水量的预测。
部分地方水利部门人士认为，明晰水权已经成为水利市场化改革的迫切任务。当前要尽快将水权交易条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同时在具体分配中要做到公平合理。其中需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充分考虑水质保护的重要性，为重点地区留下交易盈利空间，避免水资源保护投入与收益“不对等”。江西省水利厅水资源处负责人说，江西的水资源比较丰富，江西为保护水资源生态投入巨大，但国家给江西划定的水资源使用量目前是250亿立方米，只占江西水资源总量的约14%。江西指标明显偏低，仅能满足自己需求，这样造成跨省交易空间很小，无法实现盈利，这对江西这样积极保护水资源生态的省份无疑是一个打击。
二是要充分认清水权分配尤其是在基层分配的复杂性，防止在确权中影响稳定。在确权登记中，应尽量尊重现状和现有用水习惯。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处长王宝林说，国家对省际水权确权工作完成后，各省还要将此项工作向市县延伸，直到直接的用水对象，这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三是将水资源公平确权与节能减排任务挂钩。江西省水利厅水资源处负责人说，目前高污染、限制性发展的产业都是通过取水许可制度来取水，要多少取多少。而水资源费非常低，难以补偿其对水污染的治理代价。目前江西水资源费每吨不足0.1元。在确权中，对这样的产业不要做水量分配，应促使其购买市场化的水量使用指标，形成倒逼机制。
此外，在水权初始分配中，政府还要通过保留水量的管理，履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规避水权初始分配风险和调节水权市场健康发展等职责，为流域和区域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国防建设等提供必要保障。
水权交易平台搭建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涉及水权的法律不多，零星分散在水法、物权法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中，往往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此外，无论是跨省水权交易还是省内水权交易，涉及水权交易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流程设计、交易结果认定和权益保障都还未建立，难以确保各方利益。
河北省承德市环境保护局有关人士介绍，作为北京、天津的重要水源地，这个市累计投入资金322多亿元进行水源综合治理工作，但得到的生态补偿远远覆盖不了支出。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副巡视员刘洁说，河北、天津两地将设立水环境补偿基金。补偿基金额度为每年5亿元，中央财政出资3亿元，河北省、天津市分别出资1亿元。天津作为下游，若水质达标，则全部基金拨付河北省，用于保护环境;若水质不达标，则5亿元基金全部拨付给天津，用于改善水质。
天津环保部门表示，他们出1亿元没有问题，但希望水质能够达标。承德方面则表示，在水污染防治的过程中，承德放弃了众多发展经济的机会，这些损失都是现有补偿资金难以覆盖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中认为，如果在确权的基础上建立跨区域水权交易平台，通过公平议价的方式交易，而不是行政任务的方式，这样的矛盾就会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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