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污染治理常态化协调机制
在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方面，各地应建立合作与联动的保护机制。生态建设具有外部性，在涉及多个治理主体的情况下，合理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享机制是实现公共目标的关键。上游是“源头”，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联动治理中，上游地区最为关键。因此，中央提出，要建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面临压力，缺乏联动治理机制。一是节能降耗和主要污染物减排压力大。长江上游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禀赋较差，又属于欠发达地区，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统筹城乡加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资源能源消耗将持续刚性增长，资源环境约束比较明显。二是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务艰巨。目前，部分次级河流和湖库未达到水域功能，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进展较慢，主城区大气污染在部分时段比较严重，局部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强。三是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成本高，运行费用负担重，存在较大的建设和运行资金缺口，财政补贴压力大。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让经济落后地区致富，才能形成生态环境的内生保护机制。长江流域的各省市，要着眼于这种内生机制的构建。一种有效的路径就是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产业发展生态化和生态经济产业化。
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要弱化竞争，实现融合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但目前各省市之间由于没有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因此，沿江产业同质竞争依然严重。沿江各地区产业存在产业链不完善、产业链核心环节缺失、下游高端高附加值产品较少等问题。同时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公共服务也没有一体化，导致要素的流动出现障碍，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
当前，一是要“建机制”，要在各省市之间建立常态化的、有制度保障的协调机制;建立全流域的物流管理体制和统一收费标准，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市场融合。二是要“补短板”，要改善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条件，建立中央补贴机制，解决西部地区铁路等大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建立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帮扶机制。
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减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现实针对性很强。长江流域的未来，只有在保护生态的条件下有序推进发展，才是一条真正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长江经济带历来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产业集聚带，重化工产业发展对推进沿线省市工业化进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走到今天，的确也积累了诸多现实矛盾。尤其是工业结构性污染突出，涉危涉重企业数量多、布局不合理、污染事故多发频发，对长江水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务之急是做好重化工产业的“减法”，同时还要积极做好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加法”，深入推进沿江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
第一步是调整存量。加大力度推动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船舶等传统产业清洁生产和循环化改造，淘汰一批潜在环境危险大、升级改造困难的企业。比如，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严控新增污染物排放;重点加强沿江磷化工、石油化工、医药化工等化工集聚区污染治理，尤其是要加强对造纸、制革、电镀、印染、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专项治理;对现有污染源采取清洁生产改造，不达标就坚决停业关闭。调整存量关键是要依法依规落实好两个主体责任，一是督促落实企业达标排放的主体责任，依法从严处理超标排污企业;二是坚决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主体责任，切实将污染物总量减排、环境质量改善、环境风险防范、水污染防治等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
第二步是引导产业有序转移。要以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载体，科学、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中，要牢牢把握“三严”底线不能破，一是严禁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布局重化工园区;二是严控在中上游沿岸地区新建石油化工、煤化工项目;三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严格禁止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向上游地区转移。
第三步是做优增量。结合《中国制造2025》，遵循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绿色发展新动能替代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旧动能，这是结构调整优化的必由之路。
除工业污染外，沿江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如何防治?以长江中游为例，两湖平原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也是长江水安全的一大威胁。打好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是要大力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二是要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重点加大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加强设施渔业养殖废水综合利用。
强化顶层设计破解行政藩篱
对贵州而言，深度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既是重大的政策红利，也是扩大开放的平台。贵州能否真正融入长江经济带，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能否协调好与其他省份的利益关系。从实际来看，长江经济带所涉及的11省市，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之间的发展诉求存在差异，如何科学协调处理好各个省市不同的发展诉求，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当前，贵州的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如何在做好资源开发、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同时，保护好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是贵州绕不开的问题。
此外，贵州还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求突破。长江经济带建设涉及的11个省市是不同的行政主体，要打通长江经济带的“经络”，最为关键的是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在所涉及区域内的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公平分配上取得重大突破。
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是一项系统工程，贵州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山清水碧与富民强省的相得益彰。
一是要加强战略谋划，做好顶层设计，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交通区位优势，找准贵州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定位。个人认为，贵州要努力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能源、资源深加工基地、产业转移承接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二是完善交通体系。贵州要进一步完善高速路网，加快推进成贵客运专线、渝黔快速铁路、沪昆高铁贵阳至昆明段的建设，尽早实现乌江复航并提升航道等级，与周边省份互联互通，形成更加快捷高效的物流通道，实现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三是要守住生态的底线。在产业培育上，贵州要结合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要求，积极改造提升煤、电、烟、酒等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大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杜绝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推进山地特色城镇化，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
四是搭建好开放平台。按照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目标，发挥好贵安新区、贵阳综保区等“1+7”国家级开放平台的作用，加强与其他省市的联动交流，实现差异化发展。
对口援建与技术输出平衡东西差异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上海地处长江下游出海口，在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从工业化进程来看，长江流域自西向东分别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时期、工业化后期等工业化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落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主导产业选择和社会发展诉求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滋生了流域内部的不同发展观和资源利用观并存的局面，不仅威胁整个流域生态安全，还影响流域经济的长远和稳定发展。河口城市上海，需要正视河口地区在流域中自然资源方面的弱势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强势，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是引领流域范围对相关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的规范化，推动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长江自古以来被认为是我国的黄金水道，长江与我国的东南沿海岸线相连，形成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T字形产业带。在这条宽阔的河流及其周边的富饶流域范围内，航运、水利工程、挖沙采石等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密集度高，由此产生的水体污染、水文和泥沙下泄变化、河道的淤积和河床的侵蚀、水生生物栖息地大面积退化等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河口的生态安全。河口地区应倡导流域间的跨界合作，推广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长三角水域船舶污染排放分区管理经验，规范流域范围相关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行为，推动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减少污染的跨界转移。
二是把对口援建与技术输出相结合，探索新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技术输出在帮助流域上游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帮助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改善环境管理，减少地方发展对流域环境安全的影响，推进流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保障流域生态安全以及河口生态安全。
2015年，上海实施对口支援项目701个。以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市为例，支援建设西区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13个水环境建设项目，帮助都江堰市重新建立城乡用水治污框架体系，大大提升了都江堰市的城市供水系统能力和水平。上海对流域上游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已经跳出了传统的资金支援及自身产业结构调整落后产能的跨地区转移等模式，更多上升为技术集成输出和能力建设为主的新型生态补偿机制，体现了上海作为流域经济体中的龙头城市对整个流域生态安全应有的责任感，同时也是河口地区通过技术输出，跨界合作，改善上游地区水环境，推进流域一体化协同发展，保障流域生态安全以及河口生态安全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