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坝遗址得到确认，相关考古资料也开始见诸报端，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良渚水坝位于良渚城址的北部和西北部，包括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长堤形围坝等部分，形成了高程不等的若干级水域面积，可以有效防止北部山区洪水对良渚城址的威胁。良渚水坝的建造方法采用当地材料，因地制宜，将水限制于一片区域内，围筑而成。这一考古发现无疑是十分惊人的，大大丰富了我国早期水利史的内容。
就世界范围而言，经考古发现，西亚是较早对水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地区，在约旦贾夫盆地，距今九千多年前已出现类似堰墙的水坝。与中国不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西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干旱造成的水资源短缺，通过拦河的水坝蓄积水资源以利于农耕。该地区随后还逐渐发展出更成熟的成套水管理技术，通过建设水渠来引水和防止土地盐碱化。
中国早期历史记载的水资源管理多与水在某个阶段过于泛滥有关，以防洪排涝为主要特征，文献记载的治水传说以鲧和禹最有代表性。鲧作为早期治水者，采用围堵的方式来治水，没有成功。而其儿子禹改变了父亲的做法，《禹贡》的记载是“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采用疏导的方式，取得成功。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遂公盨，载有“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将大禹治水的记载提早到西周时期。由此我们看到，大禹是中国治水的一个关键人物，改变了中国早期的治水方法，从而消除了水患，获得大量耕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但在禹之前的治水技术和传统一直是错误或原始的吗?为何不能成功?还是没有因地制宜造成的?良渚水坝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得以一窥这些传说背后真实的历史的影子。
按照传统认识，禹鲧生活的时代当属于龙山时代晚期，晚于良渚文化。《尚书》和《国语》记载鲧的治水方法是继承共工氏。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徐旭生认为这种治水方法是修筑土围子式的堤防。我们看到，共工和鲧的治水方式似乎与良渚水坝的水资源管理方式类似，对多余的水资源采用围起来的方式管理，聚水成湖，既有利于防洪，又有池泽之利。这种以围为主的方法，比较适合于东部长江下游区域。这些地方的水资源丰富，季节性水量变化不大，常年临水而居，当地人已经能够很有效地利用水资源，日常生活包括干栏式住宅、生计等方面都与水息息相关。在这种生态条件下，水是人类最熟悉的自然资源，对它加以有效管理，才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下游更早阶段的草鞋山、绰墩等遗址发现的大面积水稻田遗迹，包括小块的水田、蓄水坑和排水沟等部分，已经表现出比较成熟的水资源管理技术。在良渚文化阶段，水田的面积扩大，对稻田水域进行围堵，建立引水渠道和储水坑，并在一定时间抽放水，保证水稻的种植，这方面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围堵水域进行稻作生产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良渚时期水坝的建设，可以说，稻田水资源管理逐渐塑造形成了东方式的水资源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