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行逐步放开环境监测市场，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环境监测服务的政策以来，社会化环境监测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在即，对西部地区来说，推行社会化环境监测，既是一项挑战，又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当前，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采取多项措施，促进环境监测事业大发展。
多年来受体制、资金、观念等约束，在西部地区，县一级要承接社会化环境监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准备好。
政府资金没有准备好。西部县一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可用财政资金十分有限。以湖南省张家界市为例，辖区内4个区县总面积9600平方公里，总人口165万人，均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县本级财政可支配收入少得可怜。最高的慈利县，2015年仅10.8亿元，最低的桑植县，2014年仅5.08亿元，这其中还包含了中央财政给两县拨付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9694万元和9192万元。西部发展和扶贫需要的资金缺口巨大，地方政府基本上没有余钱去购买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那些没有享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县，这方面的困难更多。
县级环境监测站应对冲击的各项工作没有准备好。由于体制、资金、区位等的缺陷，县级环境监测站的能力大多不强，发挥的作用有限。以西部某地为例，辖区内4个区县环保局均内设环境监测站，这些环境监测站虽然通过三级站的达标验收，但监测能力十分薄弱，没有一个站能独立完成地表水前29项的监测分析。监测分析人员中，没有一位是环境类全日制本科生，有的站连助理工程师都没有，更不用说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如此状况，难以抵挡住社会化环境监测的冲击。
承接社会化环境监测服务的机构没有准备好。在西部地区，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的能力更为薄弱，县一级乃至地市一级很少有像样的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如湖南省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自治州，3个地级市没有一家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来此承接地方政府购买环境监测服务的监测机构均来自外地，鱼龙混杂现象十分严重。
环境监测市场的放开，客观上给西部地区环境监测工作带来更多挑战。
一是社会监测服务对县级环境监测机构的冲击很大，有的县级监测机构面临生存危机。如在环境监测业务承接上，县级监测站通常比较谨慎，并能坚持监测质量底线。计量认证的项目能做，计量没认证的项目不敢做。但一些社会化监测机构往往受利润驱使，只要有钱可赚，什么业务都敢接。
二是地市级环保部门环境监测能力被削弱。环境监测既是技术，也是文化，需要不断积淀、积累和创新。监测任务减轻，钻研现场监测业务的人减少，就会导致开发环境监测标准、探索新监测技术规范的人也减少。久而久之，政府监测机构工作能力就会被削弱。
三是其他部门环境监测异军突起。环境监测业务逐步走向社会之际，水利、住建、药监、农业、气象等部门正在大建实验室，招募人才，提升环境监测能力。未来，部门之间的监测能力差距可能会拉大。
四是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鱼龙混杂现象普遍。从事社会化环境监测基本上稳赚不亏，因此只要能沾上边的，都想从中分一杯羹。现实中，受利益驱使，随便找几个员工，购几台仪器，便能组织开展环境监测，监测质量通常难以保障。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这一大背景下，西部地区要善于抓住机会推动监测事业发展，努力在困境中崛起。
首先，加快县级环境监测站的能力培育。不管环境监测市场化如何发展，政府环境监测机构应该做到机构加强、技术精确，这是环境质量保障、应急突发环境事件定性、环境管理等的需要。借助此次省以下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的契机，应优化整合县级环境监测机构，提升其环境监测能力，并将环境监测的触角真正延伸至基层第一线，为生态环境质量安全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其次，分步推进社会化环境监测进程，留足缓冲余地。东、西部经济、理念、技术、能力等差距很大，环境监测社会化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步推进，不可一刀切。在推进环境监测社会化之际，应综合考虑西部县级环境监测站的实情，为其留足发展空间。
第三，对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进行规范管理，稳妥推进社会化环境监测市场发育。社会化环境监测是政府环境监测的必要补充，要使其壮大，必须加强规范。要完善相关立法。环境监测社会化必须以法律为准则，稳妥推进。要严把准入关。规范化是根本，必须对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严进严管。要建立企业自律机制，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这是开展社会化环境监测的最起码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