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商场开始把节能降耗当成一种刚性需求。
“实体店在电商冲击、业绩下滑的压力之下确实希望通过各种办法，比如降低经营成本，或者更新照明、空调设施提升形象和舒适度等等，来留住商户、吸引消费者。”超大型城市综合体重庆日月光广场的开发运营商，重庆鼎固房地产公司总工程师黄恒对《瞭望东方周刊》坦言。
在自持物业的商业地产商中间，以“互联网+节能”的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作为企业绿色、节能发展路径的实现工具，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比如万达集团2012年开始研发慧云智能化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中央控制中心，集成消防管理、安防管理、设备管理、运营管理、节能管理五大目标等16个子系统，旨在满足安全、节能、减员增效的目标;SOHO中国2014年就推出了由施耐德电气与北京博锐尚格两家节能解决方案提供商，共同创造的智能楼宇节能管理系统。
而楼龄34年的香港新鸿基地产总部中心，由江森自控实施综合楼宇能效解决方案之后，“截止到2015年3月已经成功节省约10%的能源和成本，每年减少300吨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每年省7.5万美元的能耗支出。”江森自控中国公司在给《瞭望东方周刊》的回复中介绍。
事实上，直接、可见的经济效益，正是包括商场、医院、酒店等在内的民用大型公共建筑和其他工业建筑节能动力的主要来源。“节能服务公司有市场可做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泰德)总工、节能技术中心总经理徐珍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只是，这个有着积极的社会效应、明确的政策利好和巨大利润想象空间的领域，“在商业机制的运行上，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跨越的障碍。”徐珍喜说。
不可复制的市场开局
重庆日月光广场16万平米的商场部分2013年开始，实施节能改造，工程包括LED绿色照明改造、中央空调系统改造以及能耗监测平台等几大部分。2015年初全部完成之后的测定结果显示，“总体节能率达到了20%以上，年节约费用200万元。”黄恒告诉本刊记者。
中德公共建筑节能项目(中小学和医院)主任张社蚕在给宁波市第六医院做能耗分析时发现，该医院用水量每年每床位高达500吨，比国内医院250~270吨的平均水平高了一倍，是德国医院年用水量的三倍多。
“后来查到是地下管网烂掉了，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张社蚕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我们给他建议把保温做好走明管，最后花了15万元改造完，一年节水100多万吨，折算成钱就是五六百万元。”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坛生物)2014年测算，能耗费用高达1.2亿元，对企业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在其管理层的支持和配合下，节能改造后第一年省了将近2500万元。
“当时他们自己都感到震惊。”该项目的能源服务运营商网电盈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电盈科)总经理郜义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些案例后来的故事是，节能服务企业赢得业主方的信任和进一步的合作邀约，在获取投资回报的同时，不断提高技术、服务能力并扩大市场规模。
这种“皆大欢喜”式的合作，在建筑节能领域堪称范例，但同时又有着偶然和“幸运”的成分。正如张社蚕所介绍的那样，“开始的时候我们找过十多家医院，一般是怕打扰正常的工作不愿意做能耗监测和节能改造，宁波六院当时最积极，而且问题最明显。通过节水这件事，院方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后来才又陆续做了蒸汽锅炉等一系列的改造，节能率也达到了30%。”
“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多数业主是没有节能改造意识的。业主方没需求，我们的节能技术、设备再好也体现不出来，而拿不出成果和案例，又没人敢用你，这成了一个怪圈。”一位要求匿名的原住建部建筑节能业务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重庆日月光广场的节能服务方同方泰德起初是做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和设备生产，从1989年开始往建筑节能有关的业务延伸。2007年左右，承接了一些政府办公楼强制节能改造的工程，靠着国家财政补贴的资金弥补市场回报的不足，逐渐在节能服务领域打开局面。
合同能源管理，“看上去很美”？
2011年，同方泰德在山东东营一家纺织厂首次使用了合同能源管理(EMC)的方式，之后在纯商业项目的节能改造中开始普遍采用。EMC最早在1997年引入中国，2010年之后国家陆续出台了技术标准、财政资金奖励、监督检查办法等一系列支持政策，目前已经成为节能服务领域最常见商业模式。
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中与建筑节能有关的提法，如“加大建筑节能改造力度”、“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等，引发了业内针对建筑节能市场前景、商业模式的广泛讨论和解读，EMC也再次成为热词。
从EMC的定义来看，业主方“稳赚不赔”应该最有积极性，而节能服务公司向自身技术与管理要效益，“能者多得”也应该最有发展动力。但实际运行中是什么情况呢?
“尴尬无处不在。”徐珍喜这样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政府主导建设的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几乎无法提供可用的能耗数据，市场上又缺乏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做能源审计、节能量核定等工作，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下的节能服务公司和业主双方很难建立信任机制，“合作、交易的成本与风险非常之高。”徐珍喜说。
业主的顾虑在于，如果节能服务公司技术、资金实力不足，节能效果及后期服务不能保证，还有可能需要回到改造之前的系统。“我们搭进去时间和场地‘陪练’不说，正常的运营也受影响。”黄恒说，签约期未满服务公司中途“消失”的案例，在现实中也并不少见。
对一些生产企业，这样的损失会更大。“比如疫苗生产厂房对空调温度、洁净度有极高的要求，一旦冷热源机房运营出现问题，产品可能就直接作废了。”郜义军告诉本刊记者。
作为投资方的节能服务公司，则经常会面临节能量难核定或者用能单位欺瞒、“赖账”，从而无法获得应有收益的风险。
“举例来讲，你给一座商场上了节能设备、能耗监测平台这样一套系统，但有些能耗可以通过计量表来查看，有些就需要对比能源费用的账单。大楼的运营方业主，他就可能不给你提供真实的账单。”徐珍喜透露，“工业建筑里面就更容易找到理由，比如这个月能耗费用少了10万元，但人家说那是因为我这间厂房没开工，不是你的系统节能节出来的。”
“对于一些投资比较大、回报周期比较长的项目，或者规模比较小的公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徐珍喜说。
能源托管的春天在哪里
尽管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在徐珍喜看来，与传统工程总承包、公私合营(PPP)等其他模式相比，“EMC仍是目前节能改造唯一真正成熟的商业模式，因为它逻辑最清晰，道理谁都能明白。”
只是随着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演进和业内对建筑节能市场认识的加深，以前作为EMC主流的节能效益分享模式、节能量保证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政策上不享受财政补贴的能源托管模式，优势却开始突显出来。
能源托管型的EMC实施流程是：用能企业向节能服务公司支付托管费用，后者在保证建筑正常运转的同时，通过持续的节能改造实现费用的节省，而超支部分则要自担。
“比如我们把能耗支出从1.2亿元做到9500万元之后，天坛项目就用能源托管的方式跟我们达成了合作。按照合约，他每年给我8500万元的能耗费用，我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挖掘节能潜力，能做到8000万元、7000万元或者更低，省出来的500万、1500万，就是我的利润。”郜义军对本刊记者举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