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非常容易在生物体内积累，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这是很多民众对垃圾焚烧谈之色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垃圾焚烧厂却能够与居民“和睦相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居民对垃圾焚烧厂耿耿于怀?垃圾焚烧厂的排放到底会不会给周围居民的健康产生影响?企业如何才能走出垃圾焚烧选址的困境?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多年从事固体处置研究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聂永丰教授。
暂无二噁英影响健康证据
NBD：如果您有朋友想买房，但是目标楼盘周围有垃圾焚烧厂，您会给出什么建议?
聂永丰：确实有本校的教师和外地的一些朋友因为这个事情咨询过我。我一般是跟他们说，房子周围有垃圾焚烧厂是没有关系的。
这几年，在垃圾焚烧厂问题的宣传上，因为个别人的偏执或者片面看法，抓住一点无限放大，在社会上引起了负面效应。同时，在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的争议上，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有利益在里面。那么，垃圾焚烧厂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客观来说，离垃圾焚烧厂越近的居民，吸入的二噁英越多，对此，已有相关调查数据作出佐证。但从统计数据来看，人体的发病率与二噁英吸入量并没有正相关性，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二噁英危害身体健康的例子。
不过，如果从房子升值角度来考虑，我的建议自然是劝他们别买垃圾焚烧厂周围的房子，因为这涉及到大家的信心问题，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靠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
实际上，国外垃圾焚烧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常在选址时遇到公众反对，但大多数人是从项目对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财产的影响出发的，只有极少数人会担心项目对其健康产生影响。
NBD：目前我国针对垃圾焚烧行业制定的标准水平如何?相关企业排放达标的情况如何?
聂永丰：我国垃圾焚烧排放标准和世界其他国家基本上一致，企业排放的达标情况应该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大家现在的忧虑是，企业在检查的时候达标，不检查的时候就不达标，有时候企业为了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会弄虚作假。
总的来说，在垃圾焚烧行业，我们现在做得不比国外差太多，不会存在大量二噁英排放的问题。全球二噁英排放最多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二噁英排放最多的时候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到上世纪末。
令人不解的是，公众对一些大的垃圾焚烧厂谈之色变，但对很多乱烧、乱排的小焚烧厂却泰然处之，很多地方甚至出现垃圾露天焚烧的现象。
不过，一些民众反对在自己家周围建垃圾焚烧厂无可厚非，因为焚烧厂对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总会有些影响，比如垃圾臭味等。
NBD：您提到了臭味问题，这是不是反映出了一些企业违规排放，甚至部分企业未取得环评就擅自运营的问题?这也是民众担忧的焦点之一。
聂永丰：我并不认为垃圾焚烧的危害很大，反之，垃圾不处理导致的疾病危害更大。世界卫生组织曾做过研究，后者危害人体健康的概率是百分之七八十，二噁英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只是百万分之几。现在大家把整个垃圾问题都归结到焚烧，这是不公平的，垃圾焚烧只是一种处理手段，如果没有焚烧处理，垃圾问题只会更突出。
至于臭味问题，由于垃圾焚烧厂受到公众反对，找不到地方建设，往往和垃圾填埋场建在一起，很多地方的臭味主要是由垃圾填埋场产生的;再就是垃圾运输途中可能也会产生臭味。
此外，垃圾焚烧厂能不能及时取得环评验收，取决于很多因素，有企业的问题，也有管理部门的问题。当然，一些地方政府在垃圾焚烧方面有时候很急，不按规矩办事，比如江浙地区某个垃圾焚烧厂，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政府就要求调试。
企业低价竞争带来低水平运营
NBD：您怎么看待一些垃圾焚烧企业的快速扩张呢?
聂永丰：这几年，垃圾焚烧行业确实有点乱，特别是在项目招标上，低价竞争问题较严重。低价会带来垃圾焚烧项目低水平、低标准的建设和运营，进而对环境埋下隐患。
同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发展很快，是因为国家把它作为可再生能源，享受发电上网的优惠收购价，也就相当于中央直接掏出一部分钱给垃圾处理厂，这个钱能够占到工厂收入的三分之二。这也是为什么垃圾焚烧项目招标中，很多地方报的处理价钱比填埋还便宜，垃圾焚烧地方最多出三分之一，中央资金占比很高。我原本认为企业每处理一吨垃圾收40元处理费根本难以运营，后来发现有企业甚至提出每处理一吨垃圾只收费1元钱。
NBD：针对当前在垃圾焚烧领域的“邻避运动”，您有什么建议呢?
聂永丰：“邻避运动”是垃圾处理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本质上反应的是个人利益诉求和整体利益的不一致问题。政府可以在垃圾焚烧厂附近建立地铁站、公园等基础设施，以弥补因垃圾焚烧项目对地区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名词解释
邻避运动
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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