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食主产区江苏省，多地出现基层干部因禁烧秸秆不力被免职;与此同时，省内却拥有堪称全国最为密集的秸秆消化网络，18座以秸秆为主要燃料的生物质电厂因燃料收集难而陷入普遍亏损的境地。
秸秆禁烧与资源利用本应相互促进，矛盾缘何产生?普遍亏损是政策缺陷还是企业竞争市场所为?现有政策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有没有可行的经济模式?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赴江苏多地进行探访。
烧麦秸是无奈之举?
麦季时间短、劳力缺乏，直接焚烧省事，规模化水平低制约还田与收集
“秸秆禁烧从县到乡镇呼声很大，不仅要求交保证金、保证书，村长书记还要到田间地头蹲点监视。但一开始可以，过几天就不行了。”据淮安市洪泽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人介绍，秸秆禁烧基层监管难度太大，抓现行几无可能。
在淮安市金湖县陈桥等一些乡镇，为鼓励秸秆禁烧，镇政府给农民开出了每亩30元的补贴价格。偷烧现象虽有所遏制，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在田地、道路一侧的水道沟渠中，被弃的秸秆随处可见，造成河道的堵塞及污染。
不仅如此，“一些农机在收割小麦时为省油只收麦穗头，留茬高度过高，造成秸秆返田时难度大、土壤难分解吸收，因此只有烧掉。”当地人告诉记者。
据淮安某生物质电厂负责人介绍，每逢六˙五环境日当天，他都会给当地各乡镇的书记镇长挨个发短信，一来善意提醒他们重视环境工作，另一方也出于企业自身生产运行考虑求购麦秸秆。
“每年的麦季是我们燃料最紧张的时候，但麦秸秆基本在田间地头就烧掉了，根本没人有空帮着收。往年发短信的结果是一吨都没有，但随着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重视，从去年开始有所好转，今年收上来200余吨。”他解释道，麦子在收割后马不停蹄就要返田，之后灌水、育秧，前后只有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让农民将秸秆摞在一旁，既影响生产还不顺心，要是有人来收免费送都可以，但问题是劳力又不够。而稻季则不同，收割后有充足的时间返田再播种，那时候人也空闲。”
在他看来，目前的包干到户也是“阻碍”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农业人口大量转移之后，农村呈现劳动力短缺、田地荒芜化的趋势，而分田到户的所有制形式又制约实现规模化。
“从农业种植的设备投入角度来说，几亩地没有增加农机设备的需求。只有让土地充分流转，让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能形成农场化、规模化效应，用机械真正代替人工，禁烧问题也引刃而解。”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土地集约化程度低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这是中央首次公开明确这个观点，也预示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经营的做法将得到鼓励和支持。
电厂收秸秆为何不积极?
电厂密集争夺燃料，收购半径不断被扩大;企业希望禁烧补贴落到实处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和分配工作组专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教授曾在2005年就发文指出，生物质发电应在我国黑龙江、新疆等以农场为农业生产模式的地区发展，其他地区由于农户的规模太小，原料收集一定会遇到收集难和涨价的问题。
然而，由于当时我国生物质发电没有实例，没人对此说法重视。短短8年时间，江苏生物质电厂如雨后春笋。目前，18家在运行的生物质电厂主要集中在苏中、苏北粮食主产区，一些地级市更是占三四家之多，相邻最近的两家发电厂相隔仅9公里。
由于电厂分布过于密集，燃料争夺战天天都在上演。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他所在企业的原料收集半径已达100多公里，最远还跑到临近的安徽省等地。“现在一些原料的收购价已经较当初项目可研时翻了近两倍，不少企业不得不建立价格联盟，防止中间商捣鼓哄抬价格。”
“农业生产的模式决定了原料收集难是必然结果，如果一定要收集，那就一定会面临价格高的后果。对此，我也没有好的建议。”秦世平在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江苏生物质发电企业集中不是政策出了问题，能源局早就有规定生物质电厂的原料收集半径为100公里。
“目前生物质发电的审批权限在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但是国家能源局要求各省先要做好规划。其实一哄而上的情况早已发生，能源局为此也发了文件，但收效不大，而且企业投资行为政府部门不宜过度干预。”他说。
记者在走访的几家生物质电厂燃料堆放处发现，除秸秆外，花生壳、稻壳、树皮、建筑模板、木屑等品种是五花八门。相关企业负责人直言，他们烧秸秆的意愿并不强烈，多数企业的秸秆与其他生物质燃料比例是1：1甚至更少。“烧啥都是一样，当然选最划算的方式烧。”
据相关人士透露，生物质燃料不只有秸秆，发电企业为求经济最大化、减少亏损，会结合炉型对燃料特性的要求并综合考虑各燃料的成本及热值，将燃料按一定比例混烧。
在洪泽县共和镇，一家专为生物质发电厂供应秸秆的草站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投资几十万元购置的两条秸秆粉碎打包流水线总处理能力为8000吨/年，按每吨30元的利润计算一年能赚24万，而目前的运力只达到一半。
在今年3月底江苏省电力行业协会新能源发电专委会组织的一场生物质发电内部交流会上，不少在座企业代表就建议，生物质发电应享受垃圾发电同等的政府补贴待遇，提出“各地针对秸秆禁烧的补贴若能以电厂收购量为基准真正补贴到农户、中间商或发电企业手中，或者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燃料收集体系，电厂烧秸秆的积极性自然会得到提高。”
在会上，一些企业还呼吁，改善因电费补贴滞后带来的现金流短缺的问题，同时也希望提高发电电价来扭转目前亏损的局面。
据了解，目前生物质发电享受的是0.75元/千瓦时的固定电价，超出标杆电价的部分全部由可再生能源基金支出，由于涉及到能源、发改、财政三个部门，支付时比原料由价格司统管时滞后。
“这对购买燃料基本靠现金的发电企业来说确实不利。”不过，秦世平同时表示，国家支持生物质发电不等于企业可以随便干什么都保证盈利。他预测：“尽管业内对上调生物质发电电价呼声很高，但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不可能上调了。”
小规模生物质电厂是出路?
收集半径控制在10公里，气化技术经济性更好
在与不少发电企业的接触中记者了解到，随着排放标准日趋严格，每年巨额的环保费用让企业本来举步维艰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同时秸秆综合利用在政策上缺乏认可和规划，企业自身不知如何定位，对生物质发电今后应朝哪个方向发展更是充满困惑。一些企业已萌生退意，欲转战垃圾发电等看似赚钱的领域。
大型生物质电厂日子尚且难过，小型生物质电厂日子怎样?
在江苏省秸秆发电企业中，扬州市高邮秸秆发电项目略显“微不足道”，无论装机容量还是秸秆需求量都只是其他生物质电厂的零头。
据项目方林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源科技”)董事长盛卫东介绍，目前企业发电总装机容量为5MW，一年的秸秆需求量为4万吨左右，依靠临近的3个乡镇建立的村干部+经纪人组织网络就可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厂区的燃料仓库，可以满足一年用量的秸秆贮存。
“我总认为在江苏，生物质项目一年的燃料规模不能超过8万吨，超过这个数收购半径就很大了。”他建议，燃料收购半径控制在10公里范围内较为合适。
虽是节省了运输成本，但如此规模的发电企业，是否具备经济性?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公司位于高邮市界首镇的厂区内，只见成捆的秸秆被压制成颗粒状，经履带送入固定床气化炉，产生的生物质气经多重净化后一部分输送到燃气锅炉发电上网，另一部分给了蒸汽锅炉为周边工厂供热，副产品焦油用于工业用途，碳渣则可制成肥料，秸秆在这里得到充分地利用。
盛卫东告诉记者，相比秸秆直燃发电等其它生物制工艺及装备，秸秆气化技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供热为例，天然气每蒸吨蒸气耗气成本比生物质燃气成本高出100元。“以一座年秸秆收集量在6万吨的气、热、油、肥联产联供工程项目计算，可生产生物质气1亿立方米，同时向社会提供焦油5000吨，生产有机肥返还农业5000吨，企业仅3～4年即可收回投资。”盛卫东说。
据了解，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研究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然而迄今为止秸秆气化炉多以小型设备为主，直径一般在1米左右，关键技术瓶颈制约其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经过多年研发，林源科技成功打造出直径为3米的生物质气化炉装置，使得在国内现有单体固定床气化炉1000m3/h产气能力的基础上，增加到单炉产气能力4000～5000m3/h。与此同时，秸秆处理量(2.5t/h)、燃气产率(1.84～2.1m3/kg)等各项指标均大大提升，不仅可供2～2.5MW内燃发电机组使用，而且82%的热效率相比直燃发电不足30%的热效率高出许多。
此外，为攻克生物质气化焦油处理的难点，林源科技还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深度净化组合技术。根据有关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净燃气中的焦油含量低于5mg/m3、硫化氢含量小于10mg/m3、氯化氢含量小于1mg/m3，燃气污染物含量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盛卫东透露：“目前单副产品焦油的出售价值就能平抑燃料成本。”
2009年，林源科技因此也获得了由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及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开展的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CRESP)提供的示范项目竞争性赠款50万美元。
当时项目验收组组长、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许德平教授对项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项工艺和设备可用于规模化气化发电，还可用于生产生物质化工原料、作为工业和民用燃气等。同时，作为小规模的秸秆气化发电项目，能充分适应中国秸秆资源极度分散的国情，为中国生物质发电提供了经济性较好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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