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国际气候峰会上，包括英国、荷兰、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芬兰和墨西哥在内的27个国家作出新承诺，要在2030年前完全淘汰煤电。然而，上述国家仅占全球动力煤消费总量的3%，全球还需采取更多行动。
中国政府最近也宣布了一系列限制煤炭的措施。根据中国在巴黎协定下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中国要将非化石燃料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中国电力行业“十三五”规划也将煤电产能规模严控在11亿千瓦以内。中国还出台了多项措施，收紧煤电新增投资。
但从长期来看，为确保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中国还必须减少煤炭消费，侧重发展清洁能源。现在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实现从煤电向清洁能源发电转型?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各国如何确保在减少煤炭消耗的同时，避免煤电行业产生搁浅资产?
最近，我与他人合著了一份研究报告，力求解答上述问题。我们收集了中国2005年以来建造的每座煤电站的数据，包括历史利润率、产能等，以此计算煤电站过去的净收入，再将之与投资成本数据相结合，根据电力市场情况的替代假设，预测煤电站的未来收入。该研究考虑了三种不同气候政策情景的影响，计算了不同情景下煤电站的投资回报和搁浅资产规模。
这项分析研究得出的一项结论触目惊心：中国煤电站已经面临极高的资产搁浅风险。国家自主贡献型情景(基于当前政策背景)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煤电站累计投资总额为3.3万亿元人民币，而煤电站的净现值很可能已经转为负值，为-920亿元人民币。其中原因是，近期出现新增产能投资泡沫、电力需求速度增长放缓、煤电须为其他低碳发电让路，从而造成煤电站的利用小时数不断下降。今后，随着市场自由化的推进和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煤电站的利润率还可能进一步降低。
不过，按照管理规范的2摄氏度情景(要求煤电站在运营30年之后关闭)显示，提高煤电的应对气候水平，实际有助于电力行业投资者降低资产搁浅风险。除了全面叫停所有新建和在建煤电站，还应要求所有煤电站在运营30年后退出，这将使煤电站的净现值从-920亿元人民币提高至-130亿元人民币。原因是淘汰已获得投资回报的老旧电站，有利于提高市场存留的后建电站的产能。
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景下，宏观经济风险对整个金融行业仅会造成微弱影响。例如，在管理规范的2摄氏度情景下，受煤电行业搁浅资产影响的银行业总净现值为2180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业安排了审慎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规模约为2.44万亿元人民币。除非电力行业出现大规模违约和投资减值，否则电力行业资产不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问题。
为管理煤电行业的资产搁浅风险，我们在研究报告中重点提出了可供政府选择的几个方案。
其一，落实中央政府已经宣布的政策，冻结所有新建煤电项目，包括已经开工在建项目。该措施可有效遏制风险。
其二，政府可帮助后建煤电站提高运营灵活性，鼓励其平衡传统发电和不断增加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从而获得收益。该措施可帮助煤电站更快地获得部分投资回报。
其三，对运营时间超过30年的老旧电站实施规范淘汰。中国许多煤电站由国有企业负责运营，这种独特的所有制结构为实施该战略提供了潜在机遇。在适当的激励措施下，煤电站可降低资本成本，从而接受经济生命周期的缩短。
总之，中国煤电行业的投资者与欧洲、印度、美国等各地的同行面临着同样难题：不仅要规范管理低碳新技术的引进，还要规范管理煤电等高碳技术的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