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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院士:节能增效是我国能源战略之首

   2018-02-09 中国能源报27000
核心提示:杜祥琬:我国能源转型的目标,在于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转型进程可用“四个革命”概括:一是能源消费革命,由粗放、低效转向节约、高效;二是能源生产革命,由黑色、高碳转向绿色、低碳;能源体制革命是保障;能源技术革命是支撑。
正值年初,各大能源企业陆续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2018年工作。梳理其内容不难发现,“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下称“节能增效”)不约而同屡被提及。此前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也在政策层面明确,“以节能优先为方针”,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科学管控劣质低效用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双优化。

 
作为能源行业发展进化的方向,节能增效在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作用几何?又将如何助推能源效率提升?带着问题,本报记者于近日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
 
节能增效是能源战略支柱之一
 
中国能源报:在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节能增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杜祥琬:我国能源转型的目标,在于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转型进程可用“四个革命”概括:一是能源消费革命,由粗放、低效转向节约、高效;二是能源生产革命,由黑色、高碳转向绿色、低碳;能源体制革命是保障;能源技术革命是支撑。
 
这其中,在低碳化、高效化道路上,节能增效成为支柱之一,甚至是我国能源战略之首。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意义尤其重大。
 
节能作为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气候安全的要素,是一个社会公民素质和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体现;增效则是一个先进能源体系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我国能源发展也在从总量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另据国际能源署估算,要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2摄氏度控温目标,节能增效对碳减排的贡献率有望达40%。同样,要实现我国降低能源强度和排放强度的“双控”任务,节能增效也将贡献大头。
 
中国能源报:具体到微观层面,这对企业提出哪些要求?
  
杜祥琬:落实到企业层面,我国正在推行的“绿色制造”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要求企业围绕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加快应用先进节能低碳技术装备,推动减少能耗、污染物及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扩大新能源应用比例。企业的节能增效工作,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
 
同时我认为,可建立企业责任延伸制度,生产所带来的各类废弃物,应由企业负责到底。除处理达标外,还可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或与其他企业协同利用“共生代谢”。实践证明,这是企业升级转型改造的重要方向,在国际上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国能源体系总效率待提升
 
中国能源报:在节能降耗、提质增效方面,我国目前表现如何?
 
杜祥琬:我国已然认识到,经济发展和能源发展需要向绿色、低碳、高效转型,并为此做出积极努力,初步取得成效。
 
作为用能大国,近20年来,我国节能量约占到全球节能总量的二分之一;本世纪前15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约30%。而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单位GDP能耗已由2010年的2:1降至2015年的1.7:1,目前进一步达到1.55:1,这些都是进步。
 
在行业层面,主要高耗能行业的能效也在优化。如我国燃煤电厂每千瓦时供电煤耗,2015年平均就已达310克标准煤,其中先进燃煤电厂在污染物排放达标的同时,每千瓦时煤耗只有276克,属世界领先水平。近3年淘汰的9000多万吨钢铁、2.3亿吨水泥等落后产能,也带来超3亿吨标准煤的节能量。
 
中国能源报:初见成效的同时,我国还面临哪些主要制约?
 
杜祥琬:按照规划,我国单位GDP能耗强度要持续下降,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这都是经过大量论证的,我们应看到,我国单位GDP能耗虽已逐年下降,现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5倍,相比高能效国家差距更大,如比日本这样的节能国家高出4倍多。
 
再到行业层面,我国煤电行业仍处低效运行状态。在2015年全国煤电平均运行时长仅4300小时、2016年只有4100多小时的情况下,煤电装机仍盲目扩张,燃煤电厂供大于求,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再如,石油行业效率也整体偏低。我国石油产量约为全球总量的5%,却拥有2000台钻机,是全球总数的30%;还有300万石油工人,该数量甚至达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能源体系的总体效率有待提高、潜力巨大,节能增效是我国能源体系面临的系统性课题。
 
五大路径助力实施节能增效
 
中国能源报:结合上述问题,如何通过节能增效提升我国能源效率?
 
杜祥琬:我认为可从五个方面入手,推进节能增效工作更好落实。
 
第一,转变发展方式是根本。新常态是改善能源结构的机遇,要求我们从追求速度、贪多求大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如在城镇化进程中,必将增加个体能源消耗,“环境优先、节能高效”的原则下,可通过分布式低碳能源来满足需求,防止高碳能源增加,进一步加重已踩红线的环境负荷。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是基础。“绿色低碳美丽”不是平面扩张发展就能实现的,而需新的增长点。我国高耗能产业现已饱和,新增长点要靠新产业、新动能来支撑。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特别是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就是其供给侧改革的特征之一。
 
第三,技术进步是重要依靠。估算显示,工信部推出的13种重点工业产品,年节能潜力可达3.3亿吨标准煤。再如,北京堵车导致的浪费约占本市GDP的7%,绿色出行呼声越来越高,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开始出现等,都说明了技术的重要性。具体到能源领域,可借助智慧能源互联网,将能源网络与信息、大数据技术等深度融合,智能电网和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储能技术等优化结合,由此提高能效。
 
第四,管理模式改革是关键。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固废减量和分类的资源化利用,这就是管理模式改革的体现之一。瑞典有研究称,99%垃圾都能变成资源。树立“垃圾就是资源”的理念,把低碳、智慧与无废相结合,我们也能造就一个朝阳产业,对节能减排意义深远。
 
第五,消费方式也要节能增效。我们目前的节能意识整体较缺乏,倡导健康的物质享受、丰富的精神追求,避免攀比奢华浪费之风,这一点很重要。我在巴黎参加气候大会时就发现,街头大多是小车,省油、排量小。相比之下,我国不少家庭更倾向大排量的豪华车,殊不知浪费了大量能源。在巴黎,买小排量车可享政府补贴,高排量则要缴税,用政策引导节能增效,这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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