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据悉，您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尤其是电力产业效率方面的研究，可否介绍下您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
刘琪林：就研究工作而言，我长期跟踪国家能源政策的趋势与走向，开展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现以2017年完成的一篇对能源革命战略目标的分析评价论文为例，略作阐述。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指出，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 亿吨标准煤以内，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以内。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增强能源安全战略保障能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能源清洁替代水平。问题是，能源革命、气候承诺提出的目标是否有足够的雄心和挑战性？我们可以以五年为周期回顾和展望一下。
“十一五”期间我国首次把GDP能源强度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五年规划，目标是降低20%，实际实现了19%，同时碳强度降低约了20%；“十二五”的目标是GDP能源强度降低16%，实际完成18.3%，碳强度降低了21.8%，能源结构调整对碳强度降低的贡献在扩大。按照已经完成的进度，“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期间，GDP能源强度分别降低16%、15%、14%，GDP能源强度完全可实现降低60%的目标，再加上一次能源结构优化的效应，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完全无虞。
笔者：能源革命战略清晰地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能源革命的路线图，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目标。您如何评价目前设定的这一目标？
刘琪林：我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第一大国，也是增量第一大国，我国的气候承诺对全球减排具有最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我国的定位与态度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发挥更加重要的风向标作用。我国的气候承诺目标是2030年比2005年碳强度降低60%-65%，2030年碳排放达峰并力争早日达峰。
据能源革命战略提出的发展目标，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展望，进一步测算我国GDP能源强度以及能源消费弹性的变化趋势发现，GDP能源强度的变化趋势与历史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一直保持稳步下降的趋势。按照能源革命战略的发展规划，不管是2020年还是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这一关键指标均能顺利完成。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提出的能源革命战略与国际气候目标承诺是内在一致的。因此能源革命战略的有效落实，对于我国实现碳减排目标以及履行气候变化承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笔者：那您认为，中国还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呢？
刘琪林：简言之，能源系统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一是要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加速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大幅提高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的质量与效率，二是要进一步优化存量，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提升和能源替代综合提升能效，以更少的消耗和排放实现同样的产出和经济价值。
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强化能效，2020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完全可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2030年可控制在53亿吨标准煤左右。这样，2023年我国因能源消费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就有望达峰，这将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巨大贡献，中国也将不折不扣地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
笔者：您认为,能源革命的未来愿景是什么？
刘琪林：四个革命加国际合作，“安全、高效、绿色、创新”的战略取向，这些基本内容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已有非常清晰的阐述，2020、2030、2050的目标要求也有明确而总体的界定。其中，对2020、2030年的阶段性目标阐述相对具体，是与五年或中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衔接的，而2050年的远期目标相对宏观，更接近于愿景层面的阐述。战略提出，“展望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稳定， 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建成能源文明消费型社会；能效水平、能源科技、能源装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重要引领者；建成现代能源体系，保障实现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