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6年环保行业的痛点是低价竞标，2017年的痛点是建筑类国企入侵，那么2018年的痛点就是融资难与融资贵了。
2018年上半年，受盛运环保、神雾环保、凯迪生态等债务违约和东方园林发债失利的影响，环保行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
“金融机构没有意愿放款，一听是环保企业就想躲。信贷还完之后只减少、不增加，甚至贷审会审批后给了‘粮票’的都没钱放款。”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荣誉会长、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表示。
不过，好的消息是，7月1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调研督导时已经强调，大中型银行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带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实际贷款利率明显下降。7月18日，有媒体报道，网传央行近日已在窗口指导银行，将额外给予MLF（中期借贷便利）资金，用于支持贷款投放和信用债投资。
融资成本超正常利润
今年这轮去杠杆起始于去年年底，至今已持续半年多的时间，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以某环保企业为例，该公司的合作银行有23家，授信总额度为42.9亿元。但在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情况下，这23家银行中有一半的授信额度都不超过2亿元，授信额度严重减少。不仅如此，每到月末、季末和年末，资金政策还会收紧，无法进行正常的提取贷款或竞价提款，给企业造成很大资金压力。此外，受几起环保企业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现在资金市场对环保企业的认可度普遍不高，评估风险等级提高，发债难度加大。目前，该公司还有3亿元已经审批的私募债没有发行，各家金融机构均处于观望状态。
目前，环保企业融资成本已超过其正常利润水平。据了解，环保行业的平均投资收益为6%左右，而融资成本则已高达8%以上。
“前几年表内的融资成本也就不到5%，绿色贷款甚至低于4%。今年上半年增加到6%，7月份我们再接触银行的时候，起点就已经是7.5%了，实际能够拿到的则在8%以上。”清新环境总裁张根华表示。
在文一波看来，政策调整后，中国的民营高科技上市公司成了受伤最严重的领域。
“政策出台的主观意图或许不是这样，但客观上确实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董事长赵笠钧同样表示，“小微企业过去其实没拿到过什么贷款，民企拿到的贷款也有限，科技型企业普遍缺乏抵押品，他们过去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支撑。”
最终，这也会影响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效果。文一波表示，环境治理是需要花钱的，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这就需要形成一定的资金来源和融资模式，如PPP。如今融资模式被堵塞了，污染防治攻坚战也就没有了“弹药”。
PPP融资难题待解
环保行业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烟气脱硫脱硝等业务类型，其中很多项目的业主都是地方政府，所以项目大多采用PPP模式。
目前，环保项目普遍采用PPP模式，其特点是重资产、长周期，一个PPP项目的投资额往往高达几十亿，而回款周期则长达20-30年。资金方面，PPP专项贷款时间慢、申请难，银行信贷又需要抵押品，环保服务企业难以提供，导致企业不得不采用短期融资手段。但在国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力去杠杆的形势下，新的融资越来越难，融资成本也大幅提高，导致企业出现债务违约，继而又使得全行业受到波及。
PPP项目最好的融资办法其实是PPP项目专项贷款，它的成本约为5.3%，基准利率上浮5%-25%，期限一般为7-15年或更长，非常适合环保PPP项目。但是，PPP项目专项贷款审批周期很长，所需资料证照较多，还要受到项目复杂程度等因素的限制，顺利的话也要6-12个月才能完成。由于环保治理任务一般较急迫，在融资到位之前，项目资金全部由企业垫支。
在此情况下，环保企业解决资金就只能通过短期融资手段，如发债、融资租赁等，但这些短期融资手段的问题是期限短、成本高。以融资租赁为例，此前期限一般在3-5年，成本则达到8%-10%，而当时银行表内的融资成本则不到5%。
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是期限错配风险。去年年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打响，持续的强监管和去杠杆措施导致资金供给量大幅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今年上半年，部分环保企业开始爆发债务危机。
“正常情况下可能问题不大，依靠发新债可以覆盖掉原来的债务，但现在新的融资做不了，后面的融资接不上，结果就出现了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又形成连锁反应，第二天银行就找到企业抽贷，最终形成系统性风险。”文一波说。
这其中，东方园林发债失败一事对环保行业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把风险放大了，让大家感觉好像环保行业整体都不行了，因为它毕竟是一家龙头企业。”一位环保企业的负责人表示。
避免“一刀切”
其实，去杠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优化了PPP项目的质量。
“通过今年与去年的数据对比，环保企业拿到的PPP项目数量是在减少，但项目的质量明显比去年好很多。有些项目甚至因为没有企业去投，流标了好几次，这在去年都是不可想象的。去年只要是一有项目放出来，马上就会有很多企业涌上去，一度还出现过‘零收益’拿项目的，现在则都回归理性了。”赵笠钧表示。
但是，去杠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策叠加，央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都出台了政策，部门之间事先又缺乏沟通，导致短时间内政策密集实施。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了好多年，每次加息都会先放出风来，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然后再操作，整个宽松的过程可以拉长到几年之久。”文一波说，“但我们的去杠杆政策出台之前可能就缺乏足够的论证，实施时间又很快，结果就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最终造成新的风险。”
赵笠钧认为，目前金融机构在去杠杆过程中应避免“一刀切”的问题。对于坚守环境企业价值本质，在发展中追求品质和创新，并拥有较高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的企业，金融机构应该区别对待，为环境产业创造健康的发展空间。
他还建议，应该简化PPP项目专项贷款的担保手续。可以以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或收费权质押作为贷款条件，剔除母公司的担保条件，避免母公司资产负债率等影响PPP项目专项贷款的落地，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也表示，银行信贷方面，相比其他行业，环保企业普遍缺少土地、厂房等有形资产，因此对其的抵押质押品可以考虑从有形资产扩展到无形资产。“对很多以技术产品、服务见长但抵押品缺乏的环保企业，可以探索以知识产权进行质押的信贷政策，鼓励环保企业持续创新。”骆建华表示。记者马维辉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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