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煤减炭”依然是保证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图片来源：和讯网
2017年全国煤炭消费比2016年增长0.4%，是2014至2016年连续三年下降后出现的首次反弹;2018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反弹更多，前9个月中国煤炭消费量约28.75亿吨,同比增长3%。这是《中国科学报》记者近日从“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政策研究”(以下简称“煤控项目”)课题组方面获悉的数据。课题组估算，2018年全年煤炭消费量将比上年增长约4000万吨，增长1.2%以上。
“大气十条”于2017年圆满收官，超额实现既定目标,空气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紧接着，2018年，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实现我国环境的法治和“善治”。如此背景下，“控煤减炭”依然是保证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煤炭消费量不降反升显示其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煤炭消费是空气污染最大“根源”
为何要提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这样一个可谓“强硬”的政策措施?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探寻的答案正是人们想知道的。
入冬以来，京津冀地区多次发生雾霾天气，最近一次区域性空气重污染过程直至记者成稿之时依然没有消退。民众在社交媒体刷屏“晒霾”，由雾霾引发的疾病被网友调侃为“会呼吸的痛”，这些无奈之言充分体现了能源与环境、健康、社会生活质量等的共生共存的关系。
王金南展示的研究结论指出了问题所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以煤为主的结构性污染问题仍然突出。最新数据显示，该地区能源产业结构以煤为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冬季主要依靠散煤采暖方式，汾渭平原户均散煤用量更是高于京津冀等同纬度地区，例如山西户均用煤量4~5吨，煤质较差，硫分约为1.5%。
从大气污染控制和空气质量角度来说，“大气十条”实施以后，到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29%的城市空气质量是达标的。但王金南表示，这个“达标”指的仅是空气质量指标标准。
“如果把这些指标从城市人口角度去换算，它的含义就发生变化。”王金南表示，加权“人口”维度以后得到的值为22%，即22%的城市人口能呼吸上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空气，“比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下降了7个百分点”。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形势。现在无论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大气十条”还是今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都明确规定，如果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当地人民政府必须制定达标规划，而且要把达标期限告诉老百姓，并在当地人大备案，有这样一个法律的要求。”王金南说。
遗憾的是，这一法定要求至今未能落实到实处，拿王金南的话来说，“到现在也没有很严肃地往前推”，科研团队只能将“研究层面”上的措施付诸行动。
假设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要全部达标，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图?王金南认为，按照目前城市PM2.5下降的速度，338个城市到2035年都不能全部达标，还需要“提速”。实际上很多城市目前的PM2.5下降速度“有的在提高，有的在下降”，即使“提速”，也“很难往前推”。
如果对338个城市设定“关门期”，即规定2035年或者2030年所有城市必须达标，会出现什么情况?王金南表示,这种情况下城市就会对空气污染追根溯源，从而倒逼城市煤控。他展示的图例显示出，煤炭消费产生的污染即是最大的“根源”。
能源转型初期的“悖论”
“煤控项目”课题组认为，近两年煤炭消费量的反弹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居民用煤明显下降。事实上，用电需求的反弹正是煤耗量反弹，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煤耗明显反弹的主因。
“电力需求高速增长直接拉高了煤炭消费。”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效中心助理研究员符冠云说。他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电力需求增速为5.0%，2017年上升为6.6%，而2018年，仅前八个月，电力需求增速已达到9.0%，2018年电煤消费或比2017年增加1亿吨。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佐证了符冠云的判断。该报告虽然预测2018年下半年用电量增速将比上半年有所回落，但预计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仍高于年初预期，超过2017年增长水平。
与煤电消耗超预期增长同时发生的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大幅改善。数据显示，与2016年相比，2018年前半年，我国弃风率和弃光率已经分别从15%、12.6%下降到8.7%、3.6%。从正面上抵消了一部分煤耗增长。
这正是能源转型初期的“必然”。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表示，“旧动能产量高位徘徊，逐步退出;新动能培育发轫，还不稳定。”
面对挑战的是，煤电产能过剩现状下继续增加的煤电装机容量。《2018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预计，2018年全国新增煤电装机略低于4000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容量约达到19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10.2亿千瓦。而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煤电装机将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
这意味着我国煤电装机容量的上升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煤电装机容量增速需明显下跌，否则完成2020目标难度很大。
“继续增大煤电装机与高比例的系统灵活性要求相悖。”袁家海直言，在满足常规备用和高可再生的额外备用的同时，11亿千瓦煤电装机足以满足最大负荷，保障资源充裕度。
煤控项目积极的控煤目标实现有难度
严守全国和地区生态环境资源红线约束,推动煤炭消费利用的减量化、替代化和清洁化势在必行。这关系到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公众身体健康、节约资源和实现气候变化2℃温控等多重战略目标。尽管目前煤炭消耗量没有恢复到2013年的峰值,但目前呈现的反弹趋势仍然对下一步的能源转型、环境治理和碳减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去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订了总额高达2500多亿美元的大单，这其中不乏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的合作，但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天然气。全球新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性，这也使得中国实现能源的高质量发展面临更大的压力。
符冠云罗列了煤耗反弹的原因：清洁能源替代面临成本和供应方面挑战;现代煤化工成为煤炭需求新增长点;节能提效面临边际效益递减。
符冠云进一步解释道，农村煤改气、煤改电，面临供应、成本等压力;供暖季“气荒”，供暖成本居高不下;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大规模推广煤改气，加剧供需矛盾;工业园区、电厂等领域大规模推广煤改气，耗气量巨大。
“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发展迅速。煤制氢或成为拉动煤炭消费的新领域，仅拟在建的11个炼化一体化项目中，制氢将消耗近1100万吨煤炭。”符冠云说。而我国重点高耗能产品能效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系统节能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不过，我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长保持稳定，重点用能单位产能由扩张转换到收缩周期。符冠云坦言，我国煤炭消费没有大幅反弹基础，但积极控煤目标难以实现。
符冠云所言的积极控煤目标是指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与研究项目的“十三五”煤控建议目标，即将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从2015年的64%降低到55%以下,并且把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5亿吨(25.1亿吨标煤)。
这一目标要比2016年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58%煤耗占比和41亿吨煤耗总量”的约束性目标更严更高。这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设定的,目的是助力政府目标的完成或超额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