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培育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是推动能源等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各行业如何抓住这一新旧动能交替的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日前举办“能源中国——统筹转型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下的产业动能焕新”主题活动。多位与会专家认为，要统筹好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通过政策创新为动能转换护航。

产业发展主驱动力焕新

未来30年中，我们有理由认为绿色低碳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可能成为新的收入增长主要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不仅体现在如上所说的投资方面，也会由投资从供给端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造、绿色投资和市场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

刘世锦表示，绿色创新带动了大量的绿色投资，已经成为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投资创新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新动能之一。

“这几年低碳绿色产业技术上快速迭代和大量产业化投资，低碳绿色产业发展的潜力在不少方面远超预期。过去很长时间里，谈起环保和减碳，一些地方政府有时还会担忧这对经济增长会不会形成拖累，但现在人们明白这二者是相互促进和共赢的关系。实际上，全球范围之内的低碳绿色产业，已经成为疫后经济复苏和增长重要的驱动力量。”刘世锦说。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长时间以来，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气候与环境保护一直是我国追求的政策目标，但在传统能源技术、治理体系内，这三个目标很难相向而行，并呈现出所谓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

邹骥表示，随着过去十多年间，以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技术、电网技术、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在能源行业中的应用发展壮大为标志，能源科技产业革命已汹涌而至，越来越展现出上述三个政策目标是可以协同实现的前景，而这个前景的依据是科技和产业的革命。

“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总体上处于增长动能转换的档口，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显著要求就是发展要对全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稳定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环境质量作出贡献。健全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环境质量正成为国民财富中日益重要的自然资本，这意味着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邹骥认为。

邹骥表示，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潜力也在不断扩大。根据能源基金会以及合作伙伴的不完全统计，在未来30多年的时间里，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潜力可以达到140万亿元-2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能源基金会在三年前对近期的‘十四五’期间的投资潜力做过估计，从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化、数字化融合、先进制造业这四个领域的不完全统计，投资潜力平均每年大约9万亿元，5年下来接近46万亿元。”邹骥说。

在邹骥看来，这个宏观投资潜力数字背后是实体经济中质量、需求、资源、技术、产业、盈利和收入来源等内容的实质性的变化。

“未来30年中，我们有理由认为绿色低碳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可能成为新的收入增长主要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不仅体现在如上所说的投资方面，也会由如上投资从供给端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邹骥表示。

新动能潜力全面释放

绿色低碳发展正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增长动能，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

中国电建集团首席专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彭程表示，我国能源活动的碳减排、碳排放量占比高达90%，因此能源电力领域有必要率先减碳。

彭程认为，我国低碳转型路径要贯彻“先立后破”的总方针。“立”包括确立新能源的主体地位、推动调节性煤电适度发展和灵活性改造、发展水电和抽水蓄能以及新型储能技术等，其中煤电灵活性改造是核心。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建筑占据很大份量。绿色建筑的发展趋势体现在更节能、更多可再生能源应用、更加健康舒适三个方面。

“热泵将来有非常大的用处，热泵用的电是绿电，效率会大幅提高。此外，建材碳排放量非常大，通过碳市场的建立，把这块市场调整到建造商能够选择节能低碳的建材方面，整个市场机制就发挥作用了。新的动能不是指挥出来的，是市场机制推进出来的。”仇保兴表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琪嘉在活动上表示，能源是现代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现实发展看，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

魏琪嘉强调，在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能源安全可靠供应与绿色低碳转型，保持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动态替代与安全平衡关系，加快建立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应体系，协同推进煤、油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以及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工作。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小诗表示，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传统燃油车，标志着其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的新阶段。然而在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广过程中，仍存在推广不均衡的问题，如一线城市和农村市场、北方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

刘小诗认为，想要进一步激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需加大下沉市场的推广力度，根据不同动力性能和环境适用性优势进行推广。

光伏企业隆基绿能分布式事业群副总裁蒋东宇认为，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户用光伏主要以农村光伏为主。它是一项优质资产，所以要把更多的光伏收益让给农民。

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足动力

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关键期，还可通过政策创新举措，以控碳降碳和提升碳生产力为引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动能焕新。

“当前，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绿色化转型、还要低碳化转型，我国面临发展、减污、控碳降碳、保障安全等多重压力。”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持续中心主任田智宇表示。

“在过去十多年，我国风电装机增加了100多倍，光伏装机增加了400多倍，新能源汽车从零到现在几千万辆，发展非常快，我国市场空间大，产业基础好，在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方面处在全球的前沿，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田智宇认为。

如何平衡好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关系？田智宇认为，要以控碳降碳和提升碳生产力为引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统筹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要实现一系列观念转变。

“要转变能源资源观，我国拥有煤炭等化石能源，也有非常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资源禀赋不仅仅是可再生能源，我国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潜力很大。”田智宇表示。

田智宇表示，还要创新能源供需观。要转变能源生产者、消费者分离的认识，强调能源供需一体化等。同时，要把节能提高能效与电气化、数字化耦合起来，能源需求供给可以双向互动，既节能提效同时也消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要进一步深化开放观，在国际竞合中提高高质量的发展水平，要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既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端牢粮食、能源和制造业三个饭碗，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双循环格局中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田智宇强调。

除了控碳降碳和提升碳生产力，能源绿色转型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金融机构要以能效为核心，提高技术装备效率，促进技改融资。如果技术装备改造不能带来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温室气体减排，产生效果将非常有限，现阶段技术改造和以旧换新要把提高能效作为核心点。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匹配的政策支持，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来弥补市场缺陷，提升政策合理化水平，并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绿色转型。

政府的政策调节体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它的必要性就是弥补市场缺陷，在机理上可总结的基本经验还需要进一步合理化，例如必要的税收，把所谓外部成本内部化，在资源税、消费税的设计上就是要达到上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