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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的绿色职业带来就业新机遇

   2024-07-11 北京青年报87850
核心提示:碳排放管理员是绿色职业的一种,作为新生事物,绿色职业的发展速度飞快。2015年,它有了“姓名”——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新增了绿色职业标识,“对具有‘环保、低碳、循环’特征的职业活动进行研究分析,将部分社会认知度较高、具有显著绿色特征的职业标示为绿色职业”。7年后,绿色职业不断壮大——2022年,有134个绿色职业已被标注,包括碳排放管理员、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技术人员、防沙治沙工程技术人员、矿山环保复垦工程技术人员等,约占职业总数的8%。

水分仪、工业分析仪、测硫仪、量热仪、碳氢元素分析仪……碳排放管理员董元春每天都在这些仪器前忙碌。

化石燃料燃烧是火力发电厂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如何测量出燃料的元素碳含量呢?在国投集团北疆电厂运行部的煤化验室里,董元春将采集的煤粉称量包裹在锡箔纸里,放入样盘中,在碳氢元素分析仪充分燃烧,最后由红外检测器定量分析,整个过程需15分钟左右。

碳排放管理员是绿色职业的一种,作为新生事物,绿色职业的发展速度飞快。2015年,它有了“姓名”——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新增了绿色职业标识,“对具有‘环保、低碳、循环’特征的职业活动进行研究分析,将部分社会认知度较高、具有显著绿色特征的职业标示为绿色职业”。7年后,绿色职业不断壮大——2022年,有134个绿色职业已被标注,包括碳排放管理员、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技术人员、防沙治沙工程技术人员、矿山环保复垦工程技术人员等,约占职业总数的8%。

新职业源于社会发展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职业焕发出蓬勃生机。绿色职业魅力何在,从业者肩负怎样的职责?

蓬勃发展的绿色职业带来就业新机遇

绿色低碳发展催生新职业

碳排放管理员负责企事业单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工作。这个职业实际上在天津已经出现了10多年。2011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省市开展,2013年6月,地方试点陆续启动交易。天津作为国家首批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将天津市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油气开采等重点排放行业和民用建筑领域中2009年以来排放二氧化碳两万吨以上的企业或单位纳入试点初期市场范围,国投集团北疆电厂就在其中。

总的来说,碳排放管理工作要通过科学的数据核算助力企业降碳,这需要一个专业团队共同推进,其中主要有采样、化验、核算、交易人员等。试点伊始,董元春和岳乃刚分别负责化验和核算工作。他们的心里始终揣着一本“减碳账”——致力于将企业每年的碳排放量控制在碳配额以下。

“我们需要定期采集和保存土壤样品,分析化验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便于我们对不同年代、不同土层的黑土性质进行跟踪监测。”对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以下简称“海伦站”)副站长郝翔翔来说,他用得最趁手的工具莫过于那把采样锹。

黑龙江省海伦市位于松嫩平原腹地,是典型黑土带核心区。

然而,长期以来,受不合理耕作方式等因素影响,黑土地出现局部变薄、变瘦、变硬、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研究如何保护黑土地成了郝翔翔等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方向。

海伦站的科研人员以黑土农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在试验田里建立了20多组长期定位试验,在不同的试验区中,他们设置了不同的施肥方式、耕作或轮作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揭示黑土肥力的长期演变特征,为黑土地保护提供数字依据。

2017年,王晓维从四川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本科毕业,怀揣着专业知识与满腔热情,奔赴新疆阿克苏地区艾西曼区域从事生态修复和荒漠化治理工作。

那时,艾西曼区域是阿克苏绿洲内部最大的风沙策源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是典型的干旱区,土地荒漠化严重、水土环境严重失调、生态系统极为脆弱。2021年,阿克苏地区启动新疆塔里木河重要源流区(阿克苏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将艾西曼区域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作为其中一个子项目统筹部署。

在3年的时间里,王晓维所在的公司参与完成了16500亩乔木林的种植。目前,11000亩灌木林种植项目已经处于灌溉管网铺设阶段。

谈起湖北黄石,胡旭冉为其曾经的辉煌而自豪:矿冶之都,3000多年“炉火”不熄;钢铁之城,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之地。从1890年到21世纪初,这里共开采出逾1.4亿吨铁矿石。

胡旭冉工作的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前身是湖北大冶铁矿的露天开采场,日积月累的开采,将3座连绵起伏的山峰挖成了“亚洲第一天坑”。黄石也一度被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因环境污染被贴上“光灰城市”的标签。自20世纪90年代起,黄石便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近年来,该市加快生态环境修复、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历经40多年全面复垦,一代代矿山人先后栽下100多万株刺槐,形成360多万平方米的绿化复垦生态林,过去的“石海”已然变成了“绿洲”。2019年,胡旭冉也加入到矿山环保复垦的队伍中来。

共享绿色发展红利

在沙漠里种树,干热的风沙吹打得人睁不开眼,嘴里、耳朵里、鼻孔里全是沙子。最开始来到艾西曼区域治沙时,王晓维和同伴只能住在帐篷里,“夏季的白天温度高达40摄氏度”。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连块遮阳地都没有,吃饭时他们只好躲在工程机械下的荫凉里避暑。“要想跟外界联系,只能先爬到沙丘上,再将手机高举寻找信号。”王晓维说。

王晓维回顾道,前期的勘探和规划,是团队成员靠两条腿,一步步丈量出来的,即便是越野车,“进来也会陷进沙土中”。靠着卫星地图,他们徒步穿越20公里的无人之境,完成了地形测绘、土壤分析、地下水勘探,还铺设了引水渠、管网、滴灌系统等设施,以及平整沙丘,规划适宜栽种的树苗种类等工作,光是这些就花掉了团队4年的时间。

“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艰苦的环境曾经让王晓维犹豫过自己当初的选择。每当这时,童年生活都会在他脑海中浮现。在他的记忆里,每年从3月的春风初起,阿克苏便时常被沙尘暴席卷,狂风携带着飞沙走石,几乎无人敢于踏足户外。他深知,作为阿克苏的一分子,阿克苏环境的好坏与自己息息相关,他也坚信阿克苏的绿意盎然可以让人们共享绿色发展红利。

3年的时间,王晓维见证了这片“死亡之海”由黄变绿的蜕变以及生态修复的成效。第一批种下的树苗如今已经20多米高了,随处都有可以遮阳的地方。“风沙不仅强度较以往显著降低,持续的时间也大幅缩短,而且有了植被之后,本地降水也变多了。”

“无论是采样还是化验,都是为了保证用于计算企业碳排放量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岳乃刚日常沉浸于数据、表格与计算之中,需要计算和交叉核对的数据有发电量、上网电量、供热量,燃煤、柴油的消耗量等。其中,发电量和供热量作为配额核定的基础参数,与企业利益直接相关。“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减少碳排放量及最终的碳交易。”岳乃刚解释,若企业当年的碳排放量超过碳配额量,需要去碳市场购买超标的额度用于清缴履约;若未超标,则可以卖出富余的碳配额获取收益。据他介绍,近年来,在团队成员一系列节能减排的举措下,北疆电厂的碳排放量始终小于碳配额量。

郝翔翔从小在农村长大,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所学专业也都跟农业相关,2010年硕士毕业后便来到海伦站工作。郝翔翔坦言,14年的野外田间工作确实辛苦,但他更认可这份工作的价值。“一方面,我们可以为国家的科研事业作出一定贡献,另一方面,可以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在我们的示范区,农户可以观察每一个耕作模式或种植品种的长势如何,秋收时,我们也会邀请农户到试验田进行现场测产。”郝翔翔说,“只有产量上去了,农民种地的劲头才会越来越足。”

在海伦站,像郝翔翔一样扎根黑土地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日复一日地干着黑土地保护利用、生态系统监测等工作。“年轻的科研人员刚来这里时还像个学生,时间长了,一眼看着都像农民。”郝翔翔介绍,海伦站基于对黑土农田生态系统长期研究的成果,针对黑土地保护提出一系列生产管理技术和生态农业循环高效利用技术。辨证施治、对症下药的“龙江模式”也获得了全国推广。

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20世纪80年代种植的槐树,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死亡。显然,在石头上种树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石头之间没有土壤衔接,为了让树木存活,我们会在石头上铺设一层土壤,但是槐树越往下扎根,越没有水分和养分,只能采取补种措施。”

每年4月,胡旭冉都会和同事们一起上山补种槐树,“一年需要补种几千棵”。3个人种一棵树通常需要花40分钟的时间。“先把石头缝里的土挖出来,将树苗放进去后再回填土壤,最后浇水。”矿山修复对于矿山水土保持、矿区地质灾害防治、恢复矿区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过去,每遇梅雨季节或暴雨天气,石头会顺着矿山往下滚落,严重影响到附近村民的生存环境。如今,石头上出现了种树开花的奇迹,泥石流不再发生。胡旭冉在巡查时发现,在槐树的固氮作用下,矿山上开始长出野草和野花。“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胡旭冉兴奋地说。

绿色职业发展需得到系统性支持

自2020年我国向世界郑重作出“双碳”承诺,到绿色职业成为新就业领域重点,绿色职业受关注度持续升温。但由于“双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覆盖面广、战线长等特点,人才供给无法满足激增的人才需求。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的“双碳”人才在55万名-100万名。目前的相关从业者仅为10万名左右,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底,国内绿色低碳相关现存企业达到187万家。2020年至2022年新注册量同比分别增长19.5%、54.38%、29.29%。绿色低碳企业增速快,也意味着未来绿色人才的岗位需求量将持续攀升。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英才副教授蒋琬关注绿色职业发展已经有6年时间,在他看来,绿色职业将持续涌现并带来很多就业新机遇。但他同时提醒,我国绿色职业分类不断细化和扩充,涉及能源、制造、建材、交通、航空、气象等领域。这对绿色职业人才的专业性、创新性和实践性都有很高要求,因此,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实际上,包括政府、高校、企业在内的多方已经开始积极参与。

教育部在《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中指出,要加强绿色低碳教育,推动专业转型升级,加快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等,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2021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纷纷成立碳中和研究院。

在蒋琬看来,高校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才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高校要将绿色职业人才培养纳入教育教学体系,构建绿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设置和优化双碳相关专业或学科,完善绿色专业和学科布局,建立健全绿色职业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与此同时,高校还需要重视绿色职业人才的实践应用。例如与企业合作,建立校企合作基地,加强绿色领域的实践教学。联系企业提供实习机会,让学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锻炼绿色职业技能。

谈及绿色职业专业人才培养的下一步工作方向,蒋琬建议从“标准”入手。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相较于传统职业,绿色职业的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还有待进一步健全。以碳排放管理员为例,“双碳”人才培训课程日益趋热,也出现了以“双碳”人才培训为噱头骗取钱财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管理员”的职业建设体系处于初级阶段,国家并未公布其职业准入资质标准,也没有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

蒋琬认为,标准的制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绿色职业人才技能相对薄弱、晋升路径不明等问题,从而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机会,增强其对绿色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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