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专家认为,'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的结构性调整时期。从2009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纺织工业毫无疑问是运行在这个减速通道内。纺织工业发展环境新常态的主要表现为:不可逆转的企业运行成本增加、贸易环境变化、投资环境变化。'
面临经济环境的新常态，对于中国纺织工业的影响最深刻的。在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就曾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另外，据主流舆论对于新常态的进一步解释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2012年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纺织工业经历了年均超过20%增长的快速发展期;但从2012年起，纺织工业的增速骤然减半，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仅增12.29%;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仅增长8.5%;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乐观估计是，2011~2020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5%。
业内专家认为，“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的结构性调整时期。从2009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纺织工业毫无疑问是运行在这个减速通道内。纺织工业发展环境新常态的主要表现为：不可逆转的企业运行成本增加、贸易环境变化、投资环境变化。”以下，是来自相关媒体的分析报道。
一、是困扰行业多年的棉花问题。
纺织企业的感受是棉价太高，棉农的感觉是棉价太低;企业要求放开进口配额，如果放开，40%以上的差价，必然把国内棉农置于死地;那么中国还要不要有人种棉花?有人寄望棉价补贴政策，但补贴能补足40%差价吗?看来根本出路是提高国内棉花种植效率，而这远非一日之功。
二、是劳动力成本问题。
劳动力成本增加是所有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单个用工成本降低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纺织工业用工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流动性强的农民工、临时工不能满足企业对大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企业用工市民化是大趋势。与之相应，对现有劳动力的职业化培训、对用工的市民化安排，会成为企业和所在地区必须列入规划的事项。
三、是汇率问题。
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已经超过30%，未来汇率双向波动是趋势。跨境人民币结算是减少汇率波动的有效手段，但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
四、是环境保护问题。
绿色GDP是国人一致的追求，相关规则只能越来越严。企业环保成本投入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局面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消失。
五、是国际市场问题。
2013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2840.7亿美元，是2000年的5.5倍，世界纺织服装工厂的美誉名副其实。然而产品遍布世界，品牌却走不出国门。为了品牌出口，企业走的弯路、付的学费不少。总体而言，我们还没有找到品牌走出去的规律;与此同时，不少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复制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奇迹，凭借低廉的生产成本，快速蚕食我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再加上世界各地纷纷兴起的各种贸易壁垒;使我们前有拦路后有追兵，大而不强、大而难强。
六、是国内市场问题。
消费倾向的去百货化、品牌标价的高端化、销售渠道的多样化，成为当前国内纺织服装终端市场的三大基本特征。我国百货渠道的特殊性，使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的展示功能有超过销售功能之势，不少品牌产品标注价格已经接近国外知名品牌。追求品牌附加值本无可厚非，但太多的品牌标出奢侈品价格，其结果只能是有价无市;在另一端，各种虚拟市场以廉价、新潮为特征，紧紧抓住了年轻人这一终端消费的最大主体。此消彼长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国内市场竞争惨烈的总体趋势。不少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已经少得难以启齿。
七、是投资问题。
产业转移成为一些企业降低成本的选项。向中西部转，除了劳动力成本有望减少外，产业链配套、投资软环境存在成本增加的不确定性，少数实力企业有所进展;向国外输出产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高度同质化、产能过剩的拥挤产业环境中，企业的投资行为集中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是向大企业看齐，希望以规模取胜;二是跨出本行，在更广的天地施展拳脚。两个方向都有成功的案例，但也上演了不少不惜使用各种手段融资豪赌、最终导致跑路失联的活报剧。
综上所述，新常态的特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传统行业的低门槛与品牌做强的高难度，成为当下纺织服装行业的典型特征。平等的市场机会是常态，但竞争的结果不会皆大欢喜;维持创新的努力是常态，否则就只能在惨淡中喘息;有人吃香喝辣，有人朝不保夕。新常态下的主动权握在谁手，值得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