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京津冀地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但雾霾天气似乎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进入10月，京津冀地区连续爆发多次重度雾霾天气，环保部对各地启动应急方案的情况执行督查，河北省被点名批评。
记者采访权威专家，他们认为河北治理雾霾和地方经济发展正陷入两难中，京津冀地区联合治霾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治理雾霾需加大监管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京津冀规定了很多节能减排的任务，但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一些地方把过去关停的产能也算在现在运行的产能中，导致削减的产能与中央的要求严重不符合，再加上数据造假导致决策不健全，比如环境监测造假、环境影响评价造假、关停造假等，在缺乏完善追责体系的基础上，环保部门虽然建立起环境监测体系，但很难对各地进行有效的追责。
常纪文是很早就从政策和法规角a度研究雾霾天气治理的学者，他参与了国务院法制办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课题，也是《京津冀一体化环境保护整体规划》的参与者，不久前他在北京、天津等地调研，参与了京津冀地区环境保护规划的论证。
他认为，环保部门承担责任但协调权力不够、权威不够。有些地方，环保局如果报真数据，很可能面临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批评。因此，建议环境监测的监管权上收一级，不能各个地方自己测自己，国家测省、省测市、市测县。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局
即便中央加大对京津冀三地治理雾霾的监督力度，但如果不能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将影响到地方落实政策的积极性。
2013年北京和天津大幅提高排污费，提高十几倍，但是河北没有变。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举行的一个论坛汇集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负责人，河北环保部门的人士直言不敢提高排污费，“一提很多企业就倒闭了，经济就不行了。”
常纪文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正处于两难的平衡之中，依靠现有的制度很难解决雾霾问题。
在一些人士看来，加大京津冀雾霾治理的联动性或将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常纪文表示，要解决地方合作的问题首先要明确权利和义务，必须把各自的污染份额搞清楚，将污染物的机理和解析弄清楚，建立污染远排放清单，明确各自污染份额和污染责任，重新调整各地关停并转的义务。未来三地还要统一环境标准、统一执法和协调，将考核体制区域化，对河北的考核要用京津冀一体化来考核，执法是否严格要三地一起来评估，不能各地自己说了算。
京津冀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为迎接APEC会议，京津冀启动会商制度，出台APEC会议期间停产、限产及治理企业清单，并试图建立完善的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在此之前，环保部启动2014年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督查工作，每月开展一次例行督查。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这种会商制度会变成常态。他表示，北京等6省区市将执行一系列工作制度，包括信息共享制度、空气污染预报预警制度、联动应急响应制度、环评会商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等到时机成熟后，这些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常纪文建议，京津冀地区在环境治理上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一是强调共同责任。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不仅是排污企业的责任，各行业、各区域和公众都要参与，建议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把共同的责任放入法条。二是有区别的责任。大气在区域内流动，京津冀可以统一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收费标准，经济发达的地方可多作些贡献，去支援相对欠发达地区，北京和天津应支援资金和技术，帮助河北渡过难关。
“比如北京治理雾霾投入7600亿元，河北得到大气污染补贴只有20多亿元，获得的水污染治理资金也只有30多亿元，如果北京拿出3000亿元 —4000亿元给河北，效果比全部用在北京更好。但不能直接给钱，可对当地进行援建，包括援建工厂、修高速路，以及加强当地的科技研发能力。”常纪文说。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和天津对河北的补偿可分为两种，纵向的中央转移支付和横向的生态补偿。随着河北加大削减重化工业产能的力度，中央政府对河北的转移支付力度要加大;北京和天津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比河北高，北京和天津应给河北一些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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