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绘制的宫灯上的插画
到翟玉良先生，是在天桥北里一家不起眼的铺面里。门口招牌上蓝底白字用印刷体写着“美术红灯厂销售部”，与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宫灯”传承人的身份很不相称。但从窄窄的门脸走到里屋，却又是一番天地：四面挂着字画，房顶上垂下形式各异的灯笼、彩灯、宫灯，红黄流苏在头顶飘荡，红灯厂前身、老字号“文盛斋”的黑地漆金匾额架在地上，昭示着这里的悠久历史。而操着一口脆生京腔的翟玉良在指路时，也并不依靠门口那粗陋的蓝招牌：“您呐，沿着福长街往北走，门口挂着红灯笼的就是！”宫廷技艺
关于宫灯，《旧都文物略》里这样说：“宫中各式灯品，雕刻彩画，精美绝伦。因出于宫中特制，称为宫灯。流风所播，王公大臣以及各衙署，渐相沿用，市肆中之营灯业者，因之而起，工匠画师，悉由宫中匠师传习而来。”这段话有两个信息：其一，宫灯得名与它初诞生时“宫中之灯”的血统密不可分；其二，宫灯流入民间，其技法乃至匠师都承袭自宫廷。
虽然得名自宫廷，但今天的宫灯却与长信宫灯之类的“宫中之灯”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翟玉良给北京宫灯做了更准确的解释：木质框架，带画面的窗扇，配流苏或中国结。材质符合这些要求，基本就可以算是宫灯了。至于元宵中秋时用布糊的宫灯样式的花灯，形制类似，但非木质、无画面，还是属于灯彩。可翟玉良又说，材质并非最最关键：“还是要看做工，做工比材质更重要--你得是中式风格的。但这个，光靠文字就难说明白了。”
宫灯曾是宫廷专属的器具，逢年节也赏赐给王公大臣。清朝时，宫灯由内务府造办处管理，需要时召工匠入宫。文盛斋的创始人韩子兴先生就曾经配了腰牌进宫为慈禧太后做宫灯。工匠们并不专属宫廷，于是宫灯就在民间流传开。为避僭越之嫌，往往除去顶端一两层装饰。灯业不但接地气地供应百姓，还很知市场风向：“自光绪庚子以后，各灯业改制新式，博外人赞赏，以其有艺术上之精，能外销日畅故。”“白电灯与油灯、烛灯悉归淘汰，而此纱制灯品，犹能巍然独存，不可谓非变通尽利之事也。”宫灯远销国外，甚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还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了奖--那次获奖的灯，也出自文盛斋。
既然受民间喜爱，宫灯制作自然也不会局限于古都。上海、广州、河北，都有宫灯艺人，因为都传承自宫内，形制其实大同小异。翟玉良补充说：细细品味的话，还是有一些气质上的差别。比如南方的普遍精细秀气些，雕花也复杂玲珑；而北方尤其北京，大气豪爽、雍容端庄的样式更受欢迎。怎么才算大气呢？
“宫灯我不好解释，您光拿着南北的红灯笼比比，就瞧出来区别了。”红灯厂生产各式灯笼，也都作为样品挂在栏杆上。上海款式的红灯笼每条棱外面都贴了金丝，上下收口处垫着的镂花金纸直铺到侧面来，细穗子打得精致紧实，灯笼不盈尺却十足富贵。而旁边挂的典型北京红灯笼就完全不同了，尺寸上大了数倍自不必说，只裹单色的哑光大红布，下方开阔口，缀上一大圈单层流苏，不做任何贴金和纹饰。并排悬挂，“京派灯笼”衬得“南方灯笼”顿显小家碧玉起来。将此气质推延到宫灯上稍作想象，也就意会了翟玉良所说的“帝王气”。
集百工事于一灯
宫灯在大家印象中总是方灯为主，其实还有一类球灯，它的基础是四方宫灯，主体部分也是带四个画面的正方体，但上下端的却由许多小板块黏合，板块间渐变的角度使棱线弯成了流畅的弧形，看似球状。球灯以复杂多变著称，最多有一千多个零件。韩子兴当年在球灯基础上又创作了鸡心灯，由若干弧形弯曲相互对称的镂空花板组成，难度更大。这类宫灯，片与片之间的角度各异，打磨、对接时不能差分毫，否则装配不严，算是宫灯中的争奇斗巧之作。
球灯固然是不厌其繁的特例，普通方灯也并非简单拼接即可。从木工备料、开料，到雕刻、拼接、黏合，少不了还要抛光、打蜡、上漆，再贴绢或上玻璃，最后插上龙头、挂上流苏……一个完备的宫灯制作完成，需要一百多道工序。而清代灯匠从木工到绘画都是一人包圆，有时要做一只宫灯，需要长达几个月的时间--耗时也就罢了，难得的是宫灯艺人必须是全才，而且样样要精通。
从木工说起。窗扇要贴绢装玻璃，虽然小巧，但一点不比真正的窗户省事。宫灯不用一根钉，全部是榫卯结构，因此框架必须结实、设计合理。框架完成了，还有装饰性的雕花。惯例是镂空雕刻，凸出灯体的部分称为“花牙”。花牙样式，基础的有十来种，临时变化无穷数，雕刻分布的位置也很灵活：上层扇面上有顶花下有花牙，下层扇面仅有下部花牙，六根灯柱上的花牙图案又不一样--双柱姑且也算是一种特殊的花牙，柱顶上还要雕刻龙头、凤头。
制灯所用木料，以两广出产的花梨、檀香和紫檀为上选，梨、枣次之。雕刻时以铁丝锯穿，再用刀刻，然后用铁丝磨其空隙。现在有了更先进的工具，可以协助备料、开料、切割，但雕刻之事还是要手工“才有味道”，雕刻机做出的东西“总归不一样”--翟玉良说，即便是上千架的订单，也只能一个个手工雕、手工画。此前也试过印制绢画，但是并不成功。“人家要的是老祖宗的东西，那种韵味只能是手工做出来。拿那成批印出来的代替，到底不像。”
宫灯窗扇的绘画，确实是一道独特的工序。古时宫灯用绢纱，与普通绘画并无二致。近代有了玻璃，皇家气派自然不会错过这稀罕物，玻璃上加画可就与众不同了--要用油漆从内侧磨砂面向外“倒着画”。这与鼻烟壶的内画有些类似：都是画在玻璃反面。不同之处在于：鼻烟壶在里侧绘制，画师只能从外侧看着，而宫灯的玻璃是单片，可以直接反过来绘制。所谓“倒着画”，其实体现在绘画的顺序上。
为了说清楚，翟玉良先生请出文盛斋的老画师现场演示：一枝杜鹃花，若是绢本纸本来画，顺序应当是先确定枝干走向，然后点下花瓣，再破色勾花蕊；但在毛玻璃上画的顺序，却是大致画好枝干之后，先规划花的位置点上花蕊，然后在花蕊上堆色绘花瓣。同理，山水要先画前景，楼台要先勾轮廓，如果是工笔人物这类“细活儿”，更是要先画好五官、发丝、衣纹，才能开脸、上色。而随着一层层墨彩堆叠，玻璃正面的图案渐渐成型，这一侧反而模糊。最后，老师傅面前只有一片片大色块，但玻璃另一侧，层次分明的一枝杜鹃花已然画成。
玻璃镶好木框，绢纱或衬玻璃防雨、或直接绷上框子，就成了一扇画面。画面插进架子，宫灯也就具有基本形状了。销售门市没有正在制作中的宫灯，当我们提出想看看宫灯具体构造的时候，翟玉良倒出乎意料的爽快：“这容易，我给你拆一个！”等他从栏杆上摘下一个开始动手，爽快的原因也就揭晓了：宫灯的设计，本来就是可拆卸的。
不算流苏和零件，全拆开的宫灯分为两部分：核心的架子和若干组画面。翟玉良选的是个一个双层缩口六方宫灯，十二扇画面分为方形和梯形两组，对应上下两层。架子没了画面支撑，框架间可以像书本一样翻开、合拢。这也有便携的考虑，方便运输，现在更可以打包发货，由客户自行装配--只要把画面逐一插进架子间的缝隙即可。每层最后一扇画面，因为没有多余缝隙，早年间是硬生生推上去的，卸下来也艰难。近代有了技术，加一个暗销就好。只要卸下来第一个，架子就松了劲儿，其它扇面也就轻巧的拿下来了。配上流苏和衔流苏用的、戳在横梁洞口固定的龙头雕片，一组宫灯可以随时化零为整。
大小是决定宫灯价值的重要因素，因为用料中红木占了很大一部分成本。但就人工而言，灯的大小跟需要的时间没什么关系，美术红灯厂做过的最大的宫灯4.5米，一架不到一尺的宫灯若是精细程度相当，那么工时上也差不了多少--一道工序也省不得。
里外几层围子，上层垂花，下层出脚，顶上带个葫芦头，宫灯和大户人家的垂花门、雕梁画栋的亭台，在构造上异曲同工。无怪宫灯放在宫殿里十分和谐，它本来就是建筑的延伸：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就算抱不到地势，也一样要钩心斗角。风吹来时，宫殿森然，檐下挂的宫灯却微微摆动，流苏随风荡漾，颇有画龙点睛之美。而这做灯之人，既要有木工的技术、力学的知识、古典建筑的审美，还要懂高雅的诗画，会做精细的榫卯。制作小小一架灯，实在是一项横跨多个学科的大工程。
崭新的“老手艺”
最常见的宫灯形制是双层正六方，也就是十二扇画面分为上下两组，上层围子探出来，下层围子缩进去。正八方同理。如果上层围子微微前倾，就叫“撇扇”，下层围子底部回收，称作“缩口”。撇扇和缩口给原本直上直下的宫灯带来了丰富变化，也加大了做工难度：怎样寻找和谐的角度、怎样调整雕刻的花样、怎样保证成品严丝合缝，都在考验着匠人的技艺。
除了角度，形状也有变化。这一围之中的画面，如果每扇都是同一个形状、组成一个切面是正多边形的宫灯，那么依照扇数不同称作正四方、正六方、正八方。要是四扇宽、四扇窄，切面形成不等边的八边形，则称为幔八方。幔八方宫灯的扇幅相差大的时候，乍看起来就是四方宫灯，然而仔细看，等于在四角上各拼了一个小画面，多出来了这四个画面，幔八方较之四方就灵动了许多。
在我们头顶上，还有按照吊灯样式制作的子母宫灯，一圈小的围着大的，叫做“云盒”；母灯中央逐层下沉的，叫做“垂花”；嵌了金丝的叫做“金龙合玺”……
撇扇、缩口、幔八方，云盒、垂花、金玺，这些款式看上去典雅，听起来古朴，但却不见经传。问及此事，翟玉良语出惊人：“这都是我们现代才发明的啊！”至于命名--“就跟谁家生了个小孩起个名字一样，大概描述一下嘛。”随口描述特点的名字不但简洁、精确，还隐隐有盎然古意，显然是浸淫此道多年的老艺人手笔。比文雅的名字更惊人的是这些“发明”本身，新样的宫灯与老式的放在一起，一样的端庄流畅，绝非强行改良的尝试性产物。这样的创新使得宫灯制作不似一项“文化遗产”，更像是盛世之初、方兴未艾的一门技艺，还在生机勃勃的发展--非但未死，甚至还未老。
对这个说法，翟玉良也表示赞同：“技术当然还在发展！宫灯本身的样式能翻出无数花样，西洋的东西也可以借鉴宫灯元素，绘画、贴绢还是雕花我们都在行。客户到门脸这儿来挑样子、提要求，我们回厂子里照着做出来。除了是批量生产以外，跟清朝时上门做灯的老艺人其实没什么两样。”
按照这个说法，这清宫里流传出来的宫灯技艺，并没有一套必须遵守、不可擅改的条条框框，而且连基本的样式都在变化中不断地推陈出新。那到底怎样的样式才算是正统的“祖传经典款宫灯”呢？翟玉良倒又挠头了：从前的宫灯制作虽然繁复，但从来就没有过图纸、模板。灯师们既是工匠也是设计师，有个构思就动手，边做边想，客户有要求或自觉哪儿不合适，立即改换思路。工事虽细致，过程中却非常随性。直到近年来开始批量生产，才有了“标准化”的概念。
随意至此，宫灯仍在流变中保持了统一的风格，这归功于一代代手艺人骨子里一脉相承的审美。“都是凭感觉、凭经验的。最原始的宫灯还不就是四根棍，四面糊上纸，别叫风把火吹灭了，得了。能有什么规矩？花样都是人想出来的。”翟玉良的口吻和另外几位老师傅是一模一样的轻描淡写。这种看似散漫、无视章法的革新，背后所依仗的还是老艺人们对中式风格的熟悉。以良好的审美为基础，配合娴熟的技术，于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也许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些不把艺术看得很神圣的人。从文盛斋到美术红灯厂，按师傅们的说法，做宫灯的“凭手艺吃饭”，是个再平凡不过的营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专注这营生的种种细节，陶醉于此废寝忘食，从中得到无数乐趣。宫灯被外人说成是宫廷贵族也好，视为非物质遗产也好，在几位老艺人心里不过是一种好玩的游戏罢了，既没有耀眼光环，也没有心理负担。可话说回来，天下又哪有比玩游戏的孩子更认真的呢？百年以来的灯师们就是从这孩子般的轻松、热情和专注里，迸发了无穷的创造力，令严谨又多变的宫灯艺术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