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6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五点要求。第一，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第二，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第三，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第四，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第五，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当前国际国内能源发展趋势如何？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理解能源生产革命与消费革命？如何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点要求？值得学术界深入思考。
能源消费革命
“十二五”时期，国际国内能源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既面临由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转变的难得历史机遇，又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从国际看，能源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全球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增加，能源资源供给长期偏紧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争论已久的“石油峰值”可能在2020年前后到来。在供给偏紧的背景下，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全球能源市场主导权，强化对能源资源和战略运输通道的控制。能源输出国加强对资源的控制，能源的战略属性、政治属性凸显。
当前世界能源版图呈现供应方和需求方同时“多极化”“多元化”的纷繁局面，客观上有助于降低能源进口国成本。非常规能源崛起使西半球国家几乎完全实现能源自给，并形成了以中东、中亚、俄罗斯、北美为主的四大能源供应板块。未来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增量占全球增量的绝大部分，消费重心逐渐东移。
此外，围绕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更趋复杂，新能源开发力度加大。发达国家一方面加快发展节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推行碳排放交易，强化其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设置碳关税、环境标准等贸易壁垒，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从国内看，我国单位GDP能耗过高，化石燃料比重过高，“高碳”式的能源消费方式直接造成高污染、低效率。国内常规化石能源供应不足，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26%上升至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突破30%。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第一，我国石油进口源集中于中东、非洲且多为局势动乱地区，而美国未来的外交与地缘政策或许会增加中东局势动乱的可能性；第二，我国石油海上运输大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第三，我国未来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谈判中可能面临更严峻局面。
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会议上都提出了，要推动我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这里有必要对“能源生产革命”和“能源消费革命”做出更清晰的界定。
“能源革命”，也就是“能源生产革命”，主要是指能源形态的变更，以及人类能源开发和利用方式的重大突破。人类经历了两次重大能源革命，第一次是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使煤炭逐渐取代薪柴；第二次是20世纪初，内燃机的发明和汽车的普及使石油逐步取代煤炭。
“能源消费”是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与居民生活消费等部门消耗的各种能源资源。“能源消费革命”可以理解为：“生产或生活中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或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使能源消费状况和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发展飞跃式变化的过程。”能源消费革命可以分为能源利用技术革命和消费行为革命两部分，前者主要由技术因素决定，后者由生产关系决定。
比较这两个概念，能源革命侧重于从能源生产侧入手，改变能源的形态、能量密度、清洁程度等。能源消费革命则侧重于从能源消费侧入手，提高消费终端的能源利用效率。
抑制不合理消费
首先，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目前我国发展方式依然粗放，能源密集型产业比重偏大，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四大高耗能产业用能约占一半。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GDP能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能效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有关，但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这迫切需要实行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形成倒逼机制。
当前，重新审视我国“能源安全”的实质，应当摆脱“安全=加大供应”的理念，即依靠粗放供给满足过快增长需求的习惯思维，转变为“安全=效率”，即以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的观念。倡导节能发展模式，全面推广节能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是解决我国环境与能源安全问题的关键手段。
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就是要建立节能型社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节能被看作一种重要的能源利用形式，甚至被称作为“第五燃料”。各国积极推动智能电网、电动汽车、智能交通等新技术的开发，旨在以先进技术提高能效。
能耗强度主要取决于节能技术与人们的能源消费行为。这要求在大力开发和推广先进节能技术的同时，要通过标准和管理引导人们合理地消费能源。当前尤其要大力促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工作。
一方面，要完善节能环保法规标准，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并强化对地方政府能耗的考核。推进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加强运行监测，强化统计预警。近年，国家发改委按月公布各地节能减排“晴雨表”，对各地节能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另一方面，要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化机制，激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节能。我国可借鉴国外的能效领跑者制度，定期发布领跑者目录。进一步推进碳排放权、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开展项目节能量交易。同时，推行和完善能效标识和节能低碳产品认证。
建立多元供应体系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
我国能源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多煤少油少气”。当前，无论是从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角度，还是从保障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推进能源供给的多元化都非常必要。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炭占能源消费近70%，同时煤炭开发利用方式粗放，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数据显示，目前主要经济体中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50%的，只有中国和印度。
当前，要大力开发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日益受到各国重视。在2012年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3.1%；煤炭占29.9%；天然气占23.9%。与全球能源消费结构相比，我国天然气比重明显偏低。我国需要加快全国页岩气资源调查与评价，加快非常规天然气开发进度。
我国要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坚持水电开发与移民致富、环境保护、水资源综合利用相协调，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
我国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在做好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加快重启核电站建设。专家普遍认为，三代核电技术可以把安全问题有效解决。以美国AP1000为代表的三代核电技术比正在使用的主流二代核电技术的安全系数可以提高100倍。
我国还要加快发展风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坚持集中与分散开发利用并举，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利用为重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协调配套电网与风电开发建设，合理布局储能设施，保障风电并网运行。
在能源结构转型方面，欧盟走在了国际前列。欧盟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比例要达到20%；德国则提出，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达到30%，2050年达到60%，其中电力系统电量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要达到80%。
高效、清洁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方向，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世界能源将跨入石油、天然气、煤炭、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并驾齐驱的新时代。我国能源“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30%。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到7.5%，煤炭的比重要降低到65%左右。
带动产业升级
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合，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西方国家在1973年中东战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经历了3次能源危机，这使西方国家对节能与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投入比我国要早很多，相关技术拥有较大优势。
当前，我国能源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能源装备制造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和先进大型装备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加快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首先要加强能源基础科学研究。坚持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建立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能源研发中心和重点实验室。部署一批具有战略先导性作用的前沿技术攻关项目，力争突破制约能源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第二，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力争在煤矿高效集约开采、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先进油气储运、高效清洁发电、新一代核电、海上风电、太阳能热发电、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输电、大容量储能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第三，通过重大科技示范工程带动技术进步。充分利用我国市场空间大、工程实践机会多的优势，以煤层气开发利用、油气资源高效开发、高效清洁发电、特高压输电、大规模间歇式发电并网、智能电网、核燃料后处理等技术领域为重点，加快重大工程技术示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
当前，我国能源行业体制约束日益显现，深化改革势在必行。能源产业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无序竞争现象并存，价格机制不完善。这迫切需要坚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理顺价格机制，构建有利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首先，要加快推进电价改革，逐步形成发电和售电价格由市场决定、输配电价由政府制定的价格机制。加大对电网输配业务及成本的监管，核定独立输配电价。推进销售电价分类改革。推进工业用户按产业政策实行差别化电价和超限额能耗惩罚性电价，清理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政策；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
其次，深化油气价格改革。深化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更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当前天然气定价不合理、进口价与国内终端销售价“倒挂”已经导致了局部“气荒”时有出现，必须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建立上下游价格合理传导机制。
目前我国能源价格主要由政府制定和管理，这次提出的“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就是要坚持能源的商品属性，把能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从而理顺定价机制，激发市场活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我国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9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总体上讲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上不断上升。随着我国能源需求增长，仅仅依靠国内供给显然并不现实。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大力拓展能源国际合作范围、渠道和方式，提升能源“走出去”和“引进来”水平。
首先，我国要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并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我国要继续加强海外油气资源合作开发，支持优势能源企业参与境外能源资源开发。在贸易方面，巩固拓展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来源和渠道，扩大油气贸易规模。同时，要放宽油气进口的准入管制，鼓励更多有资质的企业参与国际能源贸易。
当前要利用有利时机，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中亚、中东、非洲。美洲等油气的合作力度。近年随着中国—中亚油气管道建设顺利推进，今后可进一步扩大与中亚的合作规模。随着美国能源在北美范围内基本实现独立，美国对中东、非洲能源的需求逐渐减少，这可能给中国对中东、非洲的能源合作提供更大空间。此外，加拿大油砂的大量发现、墨西哥启动石油行业市场化改革，北美地区正成为新的油气生产中心。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也有新的油气储量发现，尤其是巴西的外海油气资源以及委内瑞拉的重油资源储量也非常可观。目前加拿大、委内瑞拉等国也在寻找油气出口多元化的途径。国际石油供给多极化趋势，为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和扩大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契机，有利于我国进口来源多元化，更好地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其次，要提升“引进来”水平。引导外资投向能源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的引进。鼓励外资参与内陆复杂油气田、深海油气田风险勘探。鼓励开展煤炭安全、高效、绿色开采合作。特别是要借鉴国际能源管理先进经验，加强与主要国家和国际机构在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节能提效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能源领域对外合作中，我国要建立能源、外交、财税、外贸、金融等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境外能源开发利用的宏观指导和服务。开展国际能源储备和应急互助合作，制定能源安全应急预案，增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好地为我国能源对外合作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