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北京科技大学。在优雅简朴的家中，年近七旬的周国治院士脸上洋溢着笑意。阳光洒在客厅，这位温文尔雅的科学家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叙说回忆。数十年波澜起伏，坎坷中奋起、“激流”中勇进，似乎都在印证他自己的一句话“自强不息是我们潮汕人的本色”———
第一篇论文：大胆挑战学部委员难题
1964年，北京钢铁学院青年教师周国治，做出一件令学界刮目相看的事情：他大胆地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发起进军。
当时，中科院上海冶金所所长邹元曦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由化合物相图求活度的论文，由于出现了被积函数趋于无穷的困难，影响了该方法的使用。恰巧读到这篇文章的周国治就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经过一周的苦苦思索。一天夜里，一个解决方案突然浮现脑海，他高兴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开灯伏案，奋笔疾书直至天明。他记下思路，立即给邹教授寄去。
邹元曦是一名学有所成的老科学家（1981年当选为学部委员，即当今院士），他出于对青年学者的爱护，以最快的速度回了信，热情地夸奖这一方法“颇具巧思”，并无私地将自己掌握的全部数据给了周，以帮助周撰写论文。周国治的第一篇论文《θ函数法的应用》就这样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关怀下诞生了。15年后，这一方法竟然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埃利奥特教授用来指导博士生的研究工作。
这一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举动，如同周国治闯入科学殿堂的加速器。无畏勇气和自强精神，成为他一生中最浓厚的底色。
“要一竿子拚到底！”周国治院士掷地有声地说：“一个科学家的成长，首先在于勤奋，在于永远不要满足于收割表面的‘果实’，要勇敢地钻进去，走到更深层，以最快的速度攻占科学的前沿！”
第一个100分：人生最大的转折
周国治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在于少年时代。
1937年，周国治出生于南京，父亲周修齐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一生对子女谆谆教诲：“以实业报国”。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幼年顽皮的周国治却不爱读书，逮蛐蛐、斗蛐蛐倒是“行家里手”。
小孩的“好胜心”，成为他转变的动力。在初二以前，他从来都是依靠姐姐帮忙做作业的，一次因和姐姐斗嘴后求助吃了“闭门羹”，才被迫“自力更生”地去解决问题。一道几何难题他花了近一个小时都解不出来，几乎都想放弃。他又坚持了一下，终于解决。这件事对他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培养了他的毅力和自信。功课从来不好的周国治，忽然又在课堂上解出老师出的一道难题，成为全班唯一能解答的学生，“这下更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后来在期中考试中几何考了个100分。”
“这100分对别人来说是一件小事，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大事。从此以后，我就拼命学习。这一年是我突变的一年，成为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别老骂孩子，多给一些鼓励，这样他们才会有自信心。”
1955年，18岁的周国治，以第一志愿和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荟萃中国钢铁界精英的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大炼钢铁”的年代随之到来，他在动荡中结束学业，留校任教。当时，青年教师取代“被批判的老教授”被推到讲堂第一线，只上过一年半基础课的周国治，竟然要面对讲台下一双双渴求的眼睛。感觉“肚里墨水”太少的他，开始自己补课，这给他带来一次新的飞跃，“自学，自信，自我鼓励，我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成功。”
第一次艰苦考验：命运“激流”中坚守
命运奔腾的“激流”，曾带给周国治艰苦的考验。
上世纪60年代，醉心科研的他，写出的论文曾被当作“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证据”，有人提出“周国治想将青年人引导到哪个方向去？”他被迫离校，下乡、下厂、下连队当兵，失去了从事科研的最起码的宝贵时光。
在最困难的时期，周国治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各种新问题、新思路，有时甚至像傻子一样发呆，如痴如醉。回校后，集体宿舍的环境不允许搞研究，在北京周国治又没有家可以躲藏。教研组的一位同志为了帮助他，自告奋勇地带他到一位亲戚家写论文。“我买了一面红旗，别人一来就把红旗拉在上面，看红旗。一走，我就推公式，在这种情况下写出好几篇论文。”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术杂志一律停刊，使周国治失去论文发表的园地。直至1975年《中国科学》复刊，周国治的“科学家梦”又复苏了，他重新捡起那篇10年前写的、跟随他到处游荡的“R函数法”稿纸整理起来，准备投稿。
“《中国科学》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杂志，一般人发表不了，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就是世界第一，就投稿过去。”《中国科学》的审稿时间拖了一年半，“因为不相信钢铁学院会出这么一个人！”
宝剑锋自磨砺出。冲破《中国科学》第一篇论文发表的“关卡”后，周国治又在上面一口气连发三四篇论文，在学界的影响力随之而来。
打响留美“第一炮”：用中国人名字命名世界第5种计算方法
1978年，周国治被破格由助教提升为副教授。1979年，他参加公费留学考试，“当时要考英文，别人劝我：你还是别考了，你是副教授，考砸了多丢脸啊！”但周国治“不怕丢脸”，结果考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修，成为他人生中又一个重大转折点。
当时，这批留学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沉浸在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中———业务水平究竟如何？但周国治马上打响了美国留学的“第一炮”。他把自己的论文拿了出来，组内的同事以吃惊的眼光看着他，因为这里的一位研究生曾花3年时间搞这同一课题都未有结果。于是组内的同事立即邀他参加对论文的指导。
周国治创造的是一种三元系热力学性质新的计算方法，“当时，这个方法世界上有4种，都是用外国人的名字命名，其中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达肯、德国普朗克研究所的所长瓦格纳等，我是第5种，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方法。”
1982年周国治学成归国，祖国给了他很多荣誉。1984年他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称号，他带领的小组科研工作蓬勃开展。
平生第一宏愿：钢铁强国“梦”
“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周国治这位年近古稀的科学家，每天都工作到午夜，连坐火车出差时也不例外。在轰隆辗转的车轮声中，他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在疾速前进的车厢里逐字逐字敲着键盘写论文，似乎要抓住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我最迫切的希望，就是怎么把已有的知识贡献给国家。我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当前世界科学的三大支柱：一是生命科学，二是信息科学，三是材料科学。我做的是材料科学，具体的来说是金属材料，做钢铁。中国的钢铁产量现在是世界第一，我国是世界上的钢铁大国，但钢铁大国并不等于钢铁强国。产量提上去了，质量和品种还必须再提上去，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中国从钢铁大国成为钢铁强国！”
这是一位怀着报国赤子之心的中国科学家，立下为之奋斗终生的宏愿。
“成功的关键，在于创新性和刻苦的精神。”周国治说，日本的教授曾预言：世界的钢铁冶金中心将转移到中国。我认为，中国能不能成为领头羊的标准，在于有没有自己品牌的技术、自己独到的理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重点工作。“不能走别人的老路，要敢想敢闯！”
近年来，我国冶金工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资源利用不合理、污染环境等问题也日益明显。“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周国治带队进行了发展冶金产品优质化、能源使用高效化、资源利用合理化、冶金工艺与环保相协调的冶金新理论新方法的基础研究。他们的科研小组系统提出了“无污染脱氧”，“无污染提取”等冶金新概念和新工艺。这方面的成果取得了多项美国和中国专利。其中提出的国家专利“无污染脱氧体”比2000年美国TMS的提取冶金奖项目的脱氧速度快近数十倍，而且方法简单、成本低廉。
周国治还将眼光放到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上。当今，世界“能源危机”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开发和利用包括氢能在内的洁净能源，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周国治带领团队研制新型高性能储氢合金材料及应用，在此领域曾经获得国际会议优秀论文二等奖，并取得2项发明专利。
1938年，周国治随父母回潮阳（今潮南）峡山老家探望祖母，2003年后又再度回乡。他亲眼目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感慨良多：潮汕人勤劳刻苦，能“挑一担水”的能力，就要努力做到“挑两担水”。自强不息，正是我们潮汕人的精神本色。当今，城市发展的竞争异常激烈，加快发展时不我待，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奋斗，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物背景：
周国治，冶金材料物理化学家。潮南峡山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其主要工作在熔体热力学、冶金过程理论以及反应动力学等三个方面。导出了一系列各类体系的熔体热力学性质计算公式，概括出一些原理。提出的新一代溶液几何模型解决了三十多年几何模型存在的固有缺陷，为实现模型选择和计算全计算机化开辟了道路。系统地研究了氧离子在电解质中的迁移，为描述和模拟各类冶炼过程打下了基础。近年来他又活跃于材料制备的动力学方面。其工作已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引用到合金、熔盐、炉渣、半导体材料等各种体系，处理热力学和动力学问题，并被同行系统地编入到多本高校教科书中。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