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需要以年均6%左右的速度增长。
■受访对象：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 杜丹德
中创碳投分析师 陈志斌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波
11月12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此之前，我国还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到15%左右。
这一连串承诺显示了中国碳减排的决心，也给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带来了压力和动力。碳排放的“天花板”已经形成，能否形成倒逼压力?这又能否刺激中国略显冷清的碳交易市场?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环保协会、中创碳投、中央财经大学等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
为何是2030年?
工业化向后期过渡，重工业部门2020年将达到产量峰值，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也在2030年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杜丹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努力，国际社会认识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努力。“这是两个大国做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国际承诺。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达国家。气候和环境问题已经很严峻，各国理应对此做出各自的努力，中美率先发表此次声明，意在激励其他各国做出承诺。这将为明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注入活力，推进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
分析认为，中美各自做出的承诺有其现实和理论依据。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11月初发布的第六本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以下简称绿皮书)提出，中国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中国此次作出如此承诺或与这一研究结果有关。
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CO2排放经验，以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工业部门是我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相关机构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分析与预测表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业部门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产量峰值。在基准情景下，工业部门排放将缓慢增加，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总排放将在2025年~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
国家气候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昌义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低碳情景较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
此外，城镇化也是影响我国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对城镇化影响碳排放机理的探索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的分析表明，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总量三者随城镇化发展的倒U型曲线不仅各自存在，且峰值依次出现。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出现在城镇化率为70%左右的阶段。绿皮书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3%，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城镇化率到达70%大约还需要15年的时间，以此推断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2030年左右。
此前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承诺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有专家指出，此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30年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要从强度减排向总量减排过渡。2030年后，中国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是总量减排，而从现在起到2030年，既要强度减排，又要向总量减排过渡，减排的难度更大。
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认为，面对这一形势，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技术等多个维度，融入低碳理念，进行科学规划，减少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尽早实现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到来。
2030目标能否实现?
减少煤炭需求的根本还是要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和环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谈转型，就好比一艘巨大的轮船调头，从决定调头到开始有动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能源强度、碳强度还很高，能源效率却不高，中国的碳减排有很大空间。如果想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现在就需要开始行动。”杜丹德向记者解释。
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目前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产业还占主体地位，但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未来产业结构会继续减重。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根据学者的测算，到2020年左右，中国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值会达到峰值，也就是说，来自重化工行业对煤炭的需求会在那时达到顶峰。耗能大户的煤炭需求已经见顶，全社会对煤炭需求的增长也就没有了空间。”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为67.5%，创历史新低。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随着节能减排政策陆续落实，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将不断下滑，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将持续深入。
“减少煤炭需求根本还是要提高能源效率。”杜丹德认为，能源的价格还必须体现所有的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煤炭需求量下降，这就为碳减排留出了空间。
替代煤炭的清洁能源技术也在扩张，风电行业回暖，光伏行业风生水起，核电不断发展。在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倒逼下，清洁燃煤技术和污染减排技术也有了十足的进步。
现在，我国每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超过整个欧盟。如今，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光伏产品制造国，并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风能生产国。传统“三高” 行业领域，在继续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加快对留存产能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为达到峰值提供了可能。
此次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强调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加快清洁能源替代传统非化石能源对于碳减排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约为9%，要实现到2030年达到20%左右的目标，其中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水电、核电、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将在政策合力驱动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削减燃煤消费并代之以清洁能源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味着在控制新增碳排放的同时，减少存量排放是务实之举。《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也提出，技术创新对于降低当前减排技术成本至关重要。智能电网、能效、温室气体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应当加紧开展。对此，以碳捕获、碳封存为代表的碳排放后端处理被提上议事日程。
杜丹德认为，能源和环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能源政策会带来相应的环境影响，环境政策也会影响能源的使用，在政策制定时应当将二者统一考虑。他用电价政策举例说，电价高低会影响煤炭使用、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而也会影响污染物排放和环境。
“绿色供应链也是能够提高企业能效的一种手段。个人和企业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都会改变能源消费状况。”杜丹德说。
碳市场为何没啥反应?
总体利好，但对市场暂时没有直接刺激，长远来看会推动碳市场发展
在中美发表这一声明的同一周，我国7个碳交易试点中，除重庆市场无成交外，各个试点的价格走势平稳，中国宣布2030的碳峰值目标对市场没有显现出直接的刺激作用。
“这个消息没有对二级市场产生影响是由市场的特殊情况决定的。首先，这7个试点目前的减排目标和国家减排目标没有挂钩，未来国家目标如何落实还不清楚。而且，试点还面临着向全国市场过渡的问题，政策具体设置还不明朗，企业还不能根据远期情况来进行交易。其次，目前的试点均只有现货交易，没有期货交易，驱动企业交易的要素主要是满足政府明年的履约，企业也不能通过交易来进行远期的碳管理。因此，二级市场对这个消息没有反应是正常的。”中创碳投分析师陈志斌说。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波认为，这个事件对我国碳市场的影响很难直接分析，但总体而言是更加利好了，这其中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博弈，“政治谈判跟市场发展还不太一样”。
“天花板”形成对碳市场的直接影响是减排目标的设置。陈志斌说，目前我国仍然是以强度控制为主，并没有强调排放量绝对值的下降。如果峰值来临，那么就必须进行排放总量控制。这将对碳市场配额分配方法产生影响。“但在短期具体能否刺激二级市场交易，则要看新的分配方法是否会改变原来的市场供需状况。从长远来说，实行总量控制的确能够迫使企业节能减排，推动碳市场的发展。”
“对美国而言，美国加州和东北部有两个碳交易市场，发展比较萧条。美国发表这番声明让各州意识到，美国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态度很严肃，这就使这两个市场周边的州不得不加紧决定是否使用碳交易的手段进行减排。”杜丹德说，“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有相似点，中国的7个碳市场也相对冷清，声明没有直接作用于二级市场，企业和投资者都在进行观望，期待国务院对此进行政策反馈。”
峰值目标的提出，表达了政府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决心，而且有了一个中长期的政策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需要投入比现在更多的资源，采用更丰富的政策组合。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碳市场已经成为低碳政策的主流，因此，中国在确立峰值目标后也会加大力度建设国内碳市场，相关制度的出台和落实都有可能加快。
目前，我国7个省市已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将建成国内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市场普遍预期，随着相关制度设计及技术标准的完善，未来拥有碳排放指标的企业将通过交易体系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微观点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
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
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现需以达到煤炭消费峰值为基础，然后再用煤炭的减排来抵消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增长。现在，雾霾已经成为举国困扰的难题，而雾霾治理的关键就是煤炭替代，这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是一致的。
这次在确定碳排放峰值点的同时，政府还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以上，而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9.8%。要满足这一承诺，核电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同时满足替代量和成本问题。
2013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为1461万千瓦，仅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2%，发电量也不到2%，而美国核电发电量占19%，相比法国等核电大国差距更为明显。目前，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地热等占我国一次能源的比例都很小，未来也难有较大提高，因此开发核电对中国是难以回避的选择。
雾霾治理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早日出现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通过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反映环境和资源稀缺成本，倒逼煤炭峰值尽早出现;长期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煤炭替代导致的高能源成本问题。
如果将雾霾治理与二氧化碳峰值联系起来，当中国为雾霾治理付出足够的代价之后，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现将成为必然结果，不会给经济带来额外压力。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 杜丹德
中创碳投分析师 陈志斌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波
11月12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此之前，我国还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到15%左右。
这一连串承诺显示了中国碳减排的决心，也给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带来了压力和动力。碳排放的“天花板”已经形成，能否形成倒逼压力?这又能否刺激中国略显冷清的碳交易市场?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环保协会、中创碳投、中央财经大学等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
为何是2030年?
工业化向后期过渡，重工业部门2020年将达到产量峰值，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也在2030年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杜丹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努力，国际社会认识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努力。“这是两个大国做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国际承诺。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达国家。气候和环境问题已经很严峻，各国理应对此做出各自的努力，中美率先发表此次声明，意在激励其他各国做出承诺。这将为明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注入活力，推进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
分析认为，中美各自做出的承诺有其现实和理论依据。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11月初发布的第六本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以下简称绿皮书)提出，中国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中国此次作出如此承诺或与这一研究结果有关。
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CO2排放经验，以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工业部门是我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相关机构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分析与预测表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业部门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产量峰值。在基准情景下，工业部门排放将缓慢增加，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总排放将在2025年~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
国家气候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昌义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低碳情景较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
此外，城镇化也是影响我国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对城镇化影响碳排放机理的探索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的分析表明，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总量三者随城镇化发展的倒U型曲线不仅各自存在，且峰值依次出现。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出现在城镇化率为70%左右的阶段。绿皮书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3%，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城镇化率到达70%大约还需要15年的时间，以此推断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2030年左右。
此前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承诺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有专家指出，此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30年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要从强度减排向总量减排过渡。2030年后，中国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是总量减排，而从现在起到2030年，既要强度减排，又要向总量减排过渡，减排的难度更大。
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认为，面对这一形势，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技术等多个维度，融入低碳理念，进行科学规划，减少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尽早实现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到来。
2030目标能否实现?
减少煤炭需求的根本还是要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和环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谈转型，就好比一艘巨大的轮船调头，从决定调头到开始有动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能源强度、碳强度还很高，能源效率却不高，中国的碳减排有很大空间。如果想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现在就需要开始行动。”杜丹德向记者解释。
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目前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产业还占主体地位，但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未来产业结构会继续减重。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根据学者的测算，到2020年左右，中国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值会达到峰值，也就是说，来自重化工行业对煤炭的需求会在那时达到顶峰。耗能大户的煤炭需求已经见顶，全社会对煤炭需求的增长也就没有了空间。”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为67.5%，创历史新低。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随着节能减排政策陆续落实，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将不断下滑，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将持续深入。
“减少煤炭需求根本还是要提高能源效率。”杜丹德认为，能源的价格还必须体现所有的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煤炭需求量下降，这就为碳减排留出了空间。
替代煤炭的清洁能源技术也在扩张，风电行业回暖，光伏行业风生水起，核电不断发展。在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倒逼下，清洁燃煤技术和污染减排技术也有了十足的进步。
现在，我国每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超过整个欧盟。如今，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光伏产品制造国，并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风能生产国。传统“三高” 行业领域，在继续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加快对留存产能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为达到峰值提供了可能。
此次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强调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加快清洁能源替代传统非化石能源对于碳减排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约为9%，要实现到2030年达到20%左右的目标，其中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水电、核电、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将在政策合力驱动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削减燃煤消费并代之以清洁能源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味着在控制新增碳排放的同时，减少存量排放是务实之举。《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也提出，技术创新对于降低当前减排技术成本至关重要。智能电网、能效、温室气体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应当加紧开展。对此，以碳捕获、碳封存为代表的碳排放后端处理被提上议事日程。
杜丹德认为，能源和环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能源政策会带来相应的环境影响，环境政策也会影响能源的使用，在政策制定时应当将二者统一考虑。他用电价政策举例说，电价高低会影响煤炭使用、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而也会影响污染物排放和环境。
“绿色供应链也是能够提高企业能效的一种手段。个人和企业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都会改变能源消费状况。”杜丹德说。
碳市场为何没啥反应?
总体利好，但对市场暂时没有直接刺激，长远来看会推动碳市场发展
在中美发表这一声明的同一周，我国7个碳交易试点中，除重庆市场无成交外，各个试点的价格走势平稳，中国宣布2030的碳峰值目标对市场没有显现出直接的刺激作用。
“这个消息没有对二级市场产生影响是由市场的特殊情况决定的。首先，这7个试点目前的减排目标和国家减排目标没有挂钩，未来国家目标如何落实还不清楚。而且，试点还面临着向全国市场过渡的问题，政策具体设置还不明朗，企业还不能根据远期情况来进行交易。其次，目前的试点均只有现货交易，没有期货交易，驱动企业交易的要素主要是满足政府明年的履约，企业也不能通过交易来进行远期的碳管理。因此，二级市场对这个消息没有反应是正常的。”中创碳投分析师陈志斌说。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波认为，这个事件对我国碳市场的影响很难直接分析，但总体而言是更加利好了，这其中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博弈，“政治谈判跟市场发展还不太一样”。
“天花板”形成对碳市场的直接影响是减排目标的设置。陈志斌说，目前我国仍然是以强度控制为主，并没有强调排放量绝对值的下降。如果峰值来临，那么就必须进行排放总量控制。这将对碳市场配额分配方法产生影响。“但在短期具体能否刺激二级市场交易，则要看新的分配方法是否会改变原来的市场供需状况。从长远来说，实行总量控制的确能够迫使企业节能减排，推动碳市场的发展。”
“对美国而言，美国加州和东北部有两个碳交易市场，发展比较萧条。美国发表这番声明让各州意识到，美国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态度很严肃，这就使这两个市场周边的州不得不加紧决定是否使用碳交易的手段进行减排。”杜丹德说，“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有相似点，中国的7个碳市场也相对冷清，声明没有直接作用于二级市场，企业和投资者都在进行观望，期待国务院对此进行政策反馈。”
峰值目标的提出，表达了政府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决心，而且有了一个中长期的政策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需要投入比现在更多的资源，采用更丰富的政策组合。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碳市场已经成为低碳政策的主流，因此，中国在确立峰值目标后也会加大力度建设国内碳市场，相关制度的出台和落实都有可能加快。
目前，我国7个省市已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将建成国内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市场普遍预期，随着相关制度设计及技术标准的完善，未来拥有碳排放指标的企业将通过交易体系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微观点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
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
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现需以达到煤炭消费峰值为基础，然后再用煤炭的减排来抵消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增长。现在，雾霾已经成为举国困扰的难题，而雾霾治理的关键就是煤炭替代，这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是一致的。
这次在确定碳排放峰值点的同时，政府还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以上，而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9.8%。要满足这一承诺，核电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同时满足替代量和成本问题。
2013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为1461万千瓦，仅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2%，发电量也不到2%，而美国核电发电量占19%，相比法国等核电大国差距更为明显。目前，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地热等占我国一次能源的比例都很小，未来也难有较大提高，因此开发核电对中国是难以回避的选择。
雾霾治理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早日出现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通过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反映环境和资源稀缺成本，倒逼煤炭峰值尽早出现;长期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煤炭替代导致的高能源成本问题。
如果将雾霾治理与二氧化碳峰值联系起来，当中国为雾霾治理付出足够的代价之后，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现将成为必然结果，不会给经济带来额外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