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透露，北京APEC期间，河北停产限产企业达到8430家，停工工地5825个，前三季度河北省的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12.7%，与此同时，河北经济发展也“伤筋动骨”——前三季度河北省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全国都排在倒数第三位。治污“伤筋动骨”，成本谁来承担，一时也成热议话题。
区域治污成本，别让洼地独力承担
推动某些“政策洼地”地区的产业转型，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污染治理补偿协调机制，实现成本的合理分担。
不得不说，“APEC蓝”一词蹿红网络的同时，河北方面为此承担的代价巨大。虽然它带来了空气达标天数增加的利好，可限产停工造成工业产值锐减，并波及其他相关行业。对此我很担心：一旦过了阵痛期，部分企业为弥补以前的损失，可能会采取加班加点生产，部分设除尘脱硫设备或停摆，甚至顶风排污。到头来，又陷入“环境风险新增、治污负担加重”的反复，就此看，理顺区域协同治污的成本分担机制，对于实现利好均沾，很有必要。
事实上，我在对河北污染治理展开相关调研时，就看到：当地强力治污之下，确实成效斐然，但它对当地发展产生不小的冲击。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河北文安县是“废旧塑料之都”，多年来北京等大城市持续不断往文安运来废旧塑料。2011年7月，它开始整顿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产业，结果北京的废旧塑料回收行业出现积压。对此，当地政府人士称：北京等城市应为输出的塑料垃圾承担责任，或处理这些废旧塑料，或给文安予以一定补助。可北京市政市容委的工程师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把“垃圾”和“再生资源”的概念混淆了。而据我观察，这类现象和争议，在邢台、邯郸、唐山等重点燃煤工业城市并不少见。
对某些产业转移的“接收地”来说，实现转型是必要的，但与可感的空气变化相比，或许当地人关注更多的是饭碗。
在此情境下，推动这些地方转型，就必要建立更高层面的污染治理补偿协调机制。尤其是河北很多地方，处于政策洼地，又是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区域，治污和饭碗的任务都很紧迫，如何助河北尽快摆脱“2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关乎民生，也关乎大气污染防治和协同发展的成效。
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者，对河北承接的北京、天津的污染型企业，从国家层面协调京津两地专家技术资源进行援助治理，包括开放部分实验室资源或提供设施援助。
二者，做好由于污染企业转移过程中工人就业安置问题，对确因家庭经济困难的职工子女教育提供每年3000至10000元的专项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来支付或中央牵头，地方分担部分。
再者，建议设立国家污染补偿基金，对于因诸如APEC等重大会议或赛事，河北(或其他地区)为之停工或限产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国家给予适度的污染治理补偿或政策税负减免倾斜。还有，应将生态治理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为治污提供持久的驱动。
国外怎么解决治污“伤筋动骨”难题
对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治污而言，国外环境治理中的“让专家问诊，请百姓买药”办法，无疑值得借鉴。
治污需要付出牺牲经济发展速度的代价，发展有时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让社会获得良性、均衡的发展，就要在治污和发展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然而这个“理想的平衡点”究竟如何去找，现实中永远是个难题。在此情境下，或许国外某些地方的治污经验可资参考。
比如素来重视环保的加拿大，在促成全球气候变化条约方面却总是态度保留，正是顾虑到自身经济结构过于依赖能源产业，尤其是碳排放问题严重的油砂加工业。因此在制订、接受本国减排指标方面，总是显得很慎重。作为能源出口依赖性国家，加拿大要维持经济，就必须发展高排放的油砂业，要保持环境，则又必须对这一产业实施严格的限制。对这一问题，加拿大选择了“让专家问诊，请百姓买药”的办法。
所谓“让专家问诊”，就是由环境、能源、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对环境、产业、经济发展战略等专业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数据，并以此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号称加拿大最重要经济发展项目的加美输油管，因环评问题一波三折，加拿大方面自始至终秉持“让科学和数据说话”的态度，多次组织新的环评，以回应美国和本国对这一项目的不同意见，并接受质疑方组织的环评。正是这种的态度，让这一阻力重重的发展计划至今未被完全封杀，仍保持在两国国会起死回生的机会。
所谓“请百姓买药”，就是把数据和得失利害如实报告给公众，由公众自己经过思考、讨论后进行取舍。就在眼下，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的几个市镇，还在为一条通往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输油管是否可以通过本社区而争论不休。这条管线一旦落成，将给当地带来经济便利，但管线一旦泄漏，又会造成污染，而当地政府的做法就是，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在台面上，取舍看本社区公众和民代的选择意向。
对京津冀地区而言，让专家问诊，请百姓买药，同样是处理好区域环境—发展平衡关系的最合理方案。像河北，什么产业该保留，什么该淘汰，就应秉持决策程序上的透明化和民意导向。这样才能将治污的成本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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