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个发展中和发达世界的大国共同宣布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高政治决心，气候变化在继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再一次频频出现在中文媒体上。但似乎气候变化从一开始就是个舶来品，即使是我们国内的专家在表达或解释碳强度、峰值目标时所采用的名词、理论、模型和情景方法学几乎都是“拿来的”，显得总不那么自信。
一、他们如何看待我们?
因此中国人自己都不禁存在两种疑虑，一是气候变化怀疑论，气候变化是不是西方阴谋论?气候变化是不是有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发展(GDP主义)要为减排(环境主义)让路吗?考核和问责是玩真的吗?二是中国贡献怀疑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过实质贡献吗?中国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在未来15年可能超过全球四成、人均排放超过欧盟乃至OECD峰值水平，发达国家减排的还不够中国增长的，中国是不是会陷入全球道义孤地?我们是不是积重难返?
他国看待中国同样有两种论调，一是拥抱中国论，欢迎中国加入减排俱乐部，即使只是“加入”就意义很大，中国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气投资等方面进展迅速，联合声明破除了气候界长久以来的“你不下水、我也不玩”的博弈困境，如果能根据“科学”要求再增加些力度就更好，这是大部分国际机构和主流媒体的观点。
二是脱离中国论，发展中的亚非拉兄弟可能会觉得中国走得太快了、跨阵营了，印度某部长称与中国站在一起已经损害到了印度的利益，曾经的战友Jayram Ramesh撰文称印度和中、美、欧不在一个水平上，印度一味坚持20年前确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国家(工业化国家)/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当前气候公平的原则已经没有意义了等。
2015年巴黎会议在即，我们显然有更复杂的局面要面对。
二、用中国模式的方法解决中国模式的问题
中国在对待上述四种分歧时，修正式的反应无非更激进和更保守，激进者恨不能2020年就解决所有问题，保守者认为还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原教旨，弯道加速容易翻车。
事实上，中国在确立碳减排目标时下了很深的功夫，有其自在的逻辑，2009年确立的碳强度目标，强调的是在30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的经济效率提升，2014年确立的峰值目标，强调的是在当前发展和环境矛盾激增、经济新常态下降速转型的长远愿景，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之间的重大历史性节点。
排放峰值和非化石能源目标而不是明确的排放和能源消费总量，这蕴含着两种增长余地，一是发展性排放增长的余地尚在，中国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2030年基本完成城镇化过程，“胡焕庸线”的另一侧仍有20年左右的黄金发展期;二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增长的余地尚在，中国未来主要支撑峰值实现的路径是依靠能源结构调整和发展非化石能源，即降低单位能源碳强度，不是要抑制合理需求。这是一个渐进式的、中而不庸的目标，还不排除在更新的时势下加快步伐。
在中国治理的诸多方面上，规模之困是个很难破解的大问题，这在环境和气候领域也概莫能外，要有用中国模式方法解决中国模式问题的信心，找到自身改革的逻辑。
三、不能忽视小型分散的排放源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从2007年正式建制成立正规军以来，可以说是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治理、顶层设计和基层试点同步推开，从数据统计、战略规划、区域政策一并铺排，国外排放交易制度都是建立在总量的基础上，中国在强度目标之上也创造条件开展了7个试点的工作，并将在两年后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其速度不可谓不快，其贯彻的精神无非是“快中求好、抓大放小”。
快的意义体现在其声势盖过了2007年启动的排污权交易以及还未启动的节能量交易，大的意义则在于耗能和排放规模以上企业的牛耳已执在手中，工业碳减排在高层政治意志的贯彻下必定是十拿九稳。
但是从两个大数看，一是中国两大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主要是工业部门)和城镇化(主要是交通和建筑部门)排放占比现在是七三开，到2030年主流预测至少是五五开，未来排放70%以上的增长在城镇化过程，控排的对象从集中的大型社会组织向分散的人民群众转变;
二是从当前看耗能和排放规模以上企业的排放占总排放约40%，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我国7个排放交易试点、42个低碳城市试点中也遵循相同的规律，也就是说即使从当前看，小型分散的排放源也比大型规模的排放源占比高。那么这意味着，不管从存量还是增量看，小型分散的排放源才是所谓的“大”。
中国改革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实践优势都在于解决数量大但规模分散的人民群众的问题上，比如数量和总量上占大头的小微企业，
因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要发动群众依赖群众，发挥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力量。这也是当初要调动东、中、西部各有代表性的42个低碳城市试点积极性的潜在原因，2020年规划中提到的商业和社区低碳试点将为开启低碳发展的群众路线奠定很好基础。
中国10亿人的城镇化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存量的深度城镇化和增量的城镇化中蕴藏着巨大的技术、组织形态、制度创新的空间，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走出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形成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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