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协同效应。
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在京共同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声明》称，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并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此外，中美将在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的领域开展技术合作，包括先进煤炭技术、核能、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等。
中美双方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积极姿态，受到国内外社会关注。此份联合声明的签署有何重大意义?中美两国的减排目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何才能实现目标?财新记者专访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解读《声明》中的两国目标与举措。
何建坤现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家参与全球气候大会谈判。何建坤的研究领域包括能源系统分析与模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战略、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财新记者：在APEC刚结束、全球气候大会第20次缔约国大会(COP20)即将于12月在秘鲁召开之际，中美两国发布这份声明，您觉得意味何在?
何建坤：《声明》的意义，我想说三点：第一，中美两国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从碳排放量来看，也分别占全球第一和第二。两个国家联合发表这个声明，首先展现两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这对于明年年底在巴黎会上能够达成全球协议，将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声明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完全是被动的负担，而是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过多消费了地球资源，侵占了大气的环境空间，过多向大自然索取和排放废物，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已经不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是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难得机遇，谁抓住这个机遇，谁就发展得好，抓不住机遇就会被边缘化。所以说各国要合作共赢，温室气体减排不仅是责任义务的分担，而要成为发展机会的共享，多方的合作共赢。我觉得这个声明有助于推动这一点。
第三，《声明》开头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这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原则，就能够给发展中国家一个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大家都有责任，但是因为各国发展阶段、能力、历史责任不一样，各国尽管都做努力，但减排目标和减排承诺形式都有差别。
德班平台谈判中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要不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声明》中肯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代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发展中国家未来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争取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点。文件中有这么一句话，是我们努力争取的结果。美国同意了，基本上就定调子了。原来在谈判中，发达国家一直想淡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声明》把这一点强调出来，我觉得对引领未来谈判的基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财新记者：《声明》中，中国的目标有两个，一是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二是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为什么是2030年达峰?这样的结果是怎么算出来的?
何建坤：什么条件下二氧化碳排放才有可能达到峰值?从专业上讲，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必须高于GDP增长速度，这样才能达到峰值。
上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陆陆续续达到峰值。欧盟有些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峰值，美国较晚，2005年才达到峰值，日本也是在2005年-2007年才达到峰值。
这些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时的共同点是进入了后工业化，经济增速缓慢，GDP增长一般不高于3%，基本是内涵式增长，没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的扩张，第三产业占比70%以上，能源需求趋于饱和，这个时候即使单位GDP碳强度下降率在2%〜3%左右，也有可能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中国努力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届时同发达国家达峰值时候比，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水平更低，在发展阶段上更早。经济社会仍需持续较快发展，届时GDP潜在增长率仍为4%〜5%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就必须使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达4%〜5%，远高于发达国家峰值时的水平，所以我国比发达国家在更早的发展阶段实现峰值会有更大难度。
财新记者：您提到两个指标，GDP增速我们都知道。那么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由什么决定?
何建坤：碳排放强度是指产出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下降率受两个因素叠加影响，一个是能源强度下降速度，一个是能源结构调整速度。
首先是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就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第二是改善能源结构，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促使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还有一件事情要强调，二氧化碳达到峰值之后，能源消费可能还在增长，但是新增长的能源供应必须是非化石能源。也就是说，能源在增长，但二氧化碳不再增长。
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时，能源消费也基本上趋于稳定或达到峰值。美国和日本全是同步实现能源和二氧化碳的峰值。中国希望二氧化碳排放尽早到峰值，但是中国达峰值时的发展阶段比发达国家早，经济还要比较快地增长，所以届时能源需求还会持续有所增长。
这种情况下，碳排放要达峰，就要加快改变能源结构，这个期间必须用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新增能源需求，从而使单位能耗碳排放的下降幅度大于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二氧化碳排放才能不再增加。
在2030年左右，我国GDP潜在增速4%〜5%，估计能源消费弹性约为0.3〜0.4，那么能源消费增长率就是1.5%左右。这新增的1.5%，必须是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二氧化碳排放才能到峰值。
这是什么概念呢?这预示着我国未来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必须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他们二氧化碳排放到峰值了，能源也基本到峰值了。而我们要在能源消费增速1.5%左右的情况下达到峰值，必须大量发展非化石能源。折算成标煤来看，到2030年左右每年必须要新增1亿吨标准煤左右的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其中核能要占近30%，每年要新投产大概10个左右的百万千瓦核电站。
财新记者：中国这个时候推出这样具有难度的碳减排计划，除了应对气候变化，是不是也有环境问题的助推作用?比如这几年在华北、华东地区的大范围雾霾?
何建坤：应该说是这样，引起京津冀地区雾霾主要是煤炭燃烧和汽车尾气，汽车尾气也是化石能源消费所引起。如果仅仅着眼于末端治理，在烧煤和烧汽油过程中，用技术手段少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其实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减少煤炭消费。出现“APEC蓝”，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好多工厂关了，汽车停了，化石能源消费减下去了，所以就见效了。所以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既减排了二氧化碳又改善了环境，具有多重效应。
确立这样一个非常积极、紧迫的二氧化碳峰值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这也是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能源结构变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就是说，先有了一个紧迫的目标，在设计发展路径时候，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加速发展方式的转型，加速新能源的替代，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治理污染。
另外对于能源安全也是一样，现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石能源进口国，进口石油占整个石油消费比例的58%，美国才45%。中国石油进口的绝对量也将超过美国。因此，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声明》还提到，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协同效应。
财新记者：刚才您谈了如何解读，接下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路径是什么样的?
何建坤：距2030年，还有3个五年计划。政府会根据长远目标，制定每个五年计划。“十二五”规划中相关指标有三个，一是单位GDP能耗下降16%;第二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17%;第三非化石能源比例到2015年要达到11.4%。这是三个很重要的目标，每个五年规划都有这样的目标的话，叠加起来就瞄准长远目标的实现。比如非化石能源比例，到2015年是11.4%，到2020年是15%，“十四五”还要制定2025年目标，每个五年规划中这些目标要经过人大通过，具有法律效力。此外，我国也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讲过，要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消费主要是控制煤炭，不会控制核电、水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能要在“十三五”之后，引入总量控制目标，特别是煤炭总量。
与此同时，核能以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每个五年规划也都有单项规划。比如核电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可能要到5800万千瓦左右，这个规划都是落实到厂址的。因为现在必须动工，到2020年还有5年施工期。实现2030年目标，就要规划“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新建核电站布局。
再有一点，要有一系列改革政策，比如能源价格改革，能源体制改革，比如煤炭的价格比较低，但它外部成本高，损害环境健康，要通过价格改革、税费改革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比如资源税、煤炭税。
“十三五”期间将建立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现在是在两省五市试点。有了碳市场之后，可以瞄准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目标来分配排放配额，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减排。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现在还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将来要逐渐完善。现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实现碳排放的治理目标，要有法律保障。英国有气候变化的立法，我们要积极推进立法，使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措施，大的政策框架，比如全国碳市场，都有法律来保障。
再一点是要加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实现未来减排目标的重要支撑，现在太阳能、风能发电成本比煤炭要高一些，有统一的优惠上网电价，将来量大了不能都给补贴，就要靠竞争，随着发展规模增加和技术创新，新能源发电成本会降下来。估计到2030年左右，可再生能源成本会有竞争力，依靠技术创新将不会增加国家总的能源成本。
财新记者：您提到创新，那么从技术水平来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有什么困难，比如说我国要发展风电、太阳能，智能电网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智能电网的技术是否成熟呢?
何建坤：发展智能电网，还要发展分布式电网。现在全国一张大网，将来需要在区域之内，发展分布式能源，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就地采集、转化、利用，这样比较灵活。大电网和分布式能源要结合起来，一个地区只靠分布式能源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需要大电网来补充，两者要相互结合。
前段时间，中国有些地区风电发多了，就弃风;水电发多了，就弃水。这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电网的消纳能力不够;第二是体制问题。电力供应过剩本来应该减少煤电，但因为体制原因和利益博弈，停水电却不停煤电。因此需要推动技术创新，再加上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很多技术创新效果难以想象，过去我们谁也想象不到今天的可再生能源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