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没有人反对，这个文件批准了!”话音刚落，会议主席普尔加-比达尔(Manuel Pulgar-Vidal)敲下手中的小锤子。会场掌声四起，谈判代表兴奋得纷纷站了起来。
利马协议来得太突然，就像这一锤响得一样突然。历史会铭记协议达成的这一刻——利马时间12月14日凌晨1点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利马会议延时的第30个小时。
就在两个小时前，所有的参会者都还在担忧利马协议的命运。深夜的会场外，非政府组织观察员们聚拢在一起，高举条幅喊着：“No Justice，No deal(不公平，则无协议)”。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围观者陆续加入呐喊。
人们的担心源自当日上午德班平台(ADP)会议闭幕式。该会议原本应当通过各缔约方谈判一致的利马协议，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草案内容“不平衡”，拒绝接受，会议陷入分裂。
依照惯例，德班平台无法给出的“交代”，升级至缔约方大会来解决，由本届会议主席、秘鲁环境部长普尔加-比达尔与各缔约方重新协商。
近200个参会国代表都明白，利马协议事关重大——为了达到本世纪末将地球温度升高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内的人类共同目标，各缔约国必须在2015年年底前达成具有力度的2020年后气候减排协议。2014年的利马协议实际上是2015年最终协议的基础版本。
利马时间12月14日凌晨，最终版本的协议草案在缔约方大会闭幕式上发放给谈判代表、观察员与记者。多数人松了口气——共区原则、损失与损害等最为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字眼，重新回到了草案文本当中。
这意味着前日上午激烈反对草案的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们，将有可能接受这份更显平衡的草案。谈判代表们已经连续苦熬了40多个小时，其心力和体力也已近极限。
多位在场观察员认为，虽然较之谈判期间的前三份文本，内容更加弱化，但这份草案文本相对平衡，各缔约方的敏感点也都纳入其中，对于分歧重重的195个缔约方来说，接受该草案文本是当前最现实的做法。
大势已定，于是出现了主席在会议开始时迅速落锤的一幕。
“像印度同事所说，决议不会让所有人满足，但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都以鼓掌的方式接受。”南非代表在随后的发言中称： “有时在最后一刻才看到可能性。”
然而，协议通过，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各国共识达成，相伴的结果之一便是文本细节的进一步弱化。
如何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制定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件，并在其中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担责任的区别，成为利马会散后，谈判代表们各自带回国的一份沉甸甸的作业。
最后的分歧
利马时间12月13日上午，德班平台第14次会议暨闭幕式召开。容纳千人的大会议棚中座无虚席，空气闷热。
此时会议已经“拖堂”八个小时。当日凌晨2点，德班平台第三版决议草案出炉。这份精简至五页的草案本应结束会议，却激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
2011年在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授权德班平台开发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件。2013年华沙会议选择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2020年后气候治理机制，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INDC)，即各国自主提出减排目标，然后通过审议其目标是否满足科学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各国再根据审议结果，调整自己的INDC。该机制或在巴黎会议上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利马会议被视为巴黎会议的前奏，其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加强2020年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落实，二是需要谈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件雏形，并且提出2015年INDC的框架。
利马会议刚开始，谈判便因程序问题而迟滞。发达国家倾向于先就文本提出各方意见，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将文本投在屏幕上，逐字逐句进行讨论，以确保意思确凿。
两个阵营的分歧主要在于：发达国家认为2020年后的协议，不应当再采用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而应根据各国能力做更细致区分;在气候变化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透明度这“六要素”中，着重谈判气候变化减缓，而弱化其他诸要素，以减少责任。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仍应坚守共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且六要素缺一不可。
整个会议聚焦点是决议的草案文本。两周之内，这份文本的命运如弹簧般被反复抻长、压缩——12月2日，主席提供了一份12页的初稿，经过一周谈判，12月8日早晨，酝酿出18页的二读草案文本。接着是部长级官员磋商，由于各方意见纷杂，在谈判后期，这份文本一度被拉长至50余页。
12月11日早晨，突现戏剧性一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官网短暂挂出一份七页草案文本。一位资深谈判团成员告诉财新记者，谈判中，各缔约方难以达成共识，不断往文本中增添条目，致使文本十分冗长，联合主席早已准备好一份草案文本，疑因操作失误而上传至官网。
这份被坊间称为“秘密文本”的草案，很快从官网上撤回，但还是引起了小小的风波，因其相对上一个版本草案更加弱化共区原则、适应、资金等字眼，引起发展中国家不满。
当晚10点半，联合主席推出一份同样长达七页的文本，作为接下来谈判的基础，此时距会议闭幕只剩不到一天。
矛盾在德班平台闭幕式上爆发，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份文本不满意。欧盟和瑞士、、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称，虽然立场在该草案中没有充分体现，但同意通过该协议草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该草案，除非修改。
苏丹、马来西亚、图瓦卢在分别代表非洲集团、立场相近(Like-Minded)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言时，言辞激烈地指出，这份草案没有反映其呼声，拒绝通过。
苏丹认为，该草案文本没有体现共区原则，而且内容失衡，在INDC中，强调减缓，而适应、资金、技术等要素被削弱，苏丹代表发言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明确路线图，非洲很难提供关于INDC减缓的内容。”
图瓦卢代表最不发达国家发言时称，“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字眼在草案文本中消失，“我们很失望，最弱势的国家需要解决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这是非常关键的内容”。这道出了许多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中国代表发言时，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对之前意见总结道：“(从)前面23个发言(看)，很遗憾，各方立场严重对立，出现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
刘振民发言称：“尽管草案进展比昨天有改进，但仍然很不平衡。目前的案文，没有反映共区原则，没有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没有传递加速2020年前实施行动的紧迫性。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案文还需要进一步修改。”
利马贡献
德班平台闭幕式上的分歧无法弥合，会场出现紧张情绪。12月14日凌晨草案最终版的出现，让利马协议“峰回路转”。
最终版本将气候变化适应提到与气候变化减缓并重的位置，并将共区原则、损失与损害等关系发展中国家谈判底线的字眼重新写入文本，利马协议才得以通过。对此协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认为，它是妥协的产物，虽然要求各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基本信息，但并不清晰。此外，“利马会议并没有建立一个清楚的路线图，以达成各国2020年筹集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然而，一位气候谈判代表则向财新记者表示，“环保组织肯定认为太弱了，但对于缔约方来说已经很强了。”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会议结束后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经过努力，各方面采取了最大灵活性，应该说这个决定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要求，达到了中国代表团的预期成果。”
“最大灵活性”意味着各方都要求必须保留自己的底线，但同时，位于底线之上的、更进一步加强减排的行动被削弱了。
这是历年气候会议的常态。不过，利马会议也有其独特成果。
挪威、澳大利亚、比利时、秘鲁、哥伦比亚和奥地利承诺注资绿色气候资金，使其超过100亿美元。
会议第一次对发达国家进行全经济减排目标的量化评估。共有44个发达国家需要进行评估，会议对其中17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多边评估展示了政策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案例，同时也意味着发达国家开始面对减排评估的压力。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利马会议也为未来气候谈判开创新格局提供了契机。不少人将利马会议与2008年在波兹南举办的气候大会相提并论，因其都是“做准备的一年”，前者为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后者为2015年的巴黎会议。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失败了，并让全球气候谈判一度陷入低谷。2015年的巴黎会议能否成功?从利马会议前后的形势观察，多国持较为乐观态度。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财新记者分析，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并不像利马会议有如此长的“预热期”。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欧盟、中国和美国在利马会议前主动提出2020年后气候减排目标。世界前三温室气体排放经济体发布宣言，有定调意味，对于2015年的巴黎会议来说，这是很强的动力。
2014年10月后，欧盟和中、美相继提出各自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欧盟提出，成员国到2030年，相比1990年的水平，共同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40%，并把可再生能源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高至27%，而且这些目标将对所有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后撰文称：“这样的承诺，传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我们必须达成这项协议，我们有能力并且也的确会达成这样一份协议。”
就中国而言，利马会议期间，其气候外交政策又迈出一步。利马时间12月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主办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研讨会”在当地召开。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会上宣布，从明年起，在现有基础上，中国将把每年提供的资金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资金规模由往年700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1.4亿元。
巴黎任务悬念
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利马会议仅为其铺上一层基石。谈判中热议的许多问题，留待明年解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虽然在最后的决定中被体现，但是如何具体将“区别”体现在后2020年的气候治理机制中仍然将是一场“战争”。
尽管绿色气候资金在会议期间得到承诺将超过100亿美元，但在2020年前发达国家的注资路线图并未被商定，这主要源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反对。
2015年一季度，部分国家将提出本国INDC。中国将在前半年宣布自己的INDC目标。究竟有多少国家能提出目标，如何评审，各国目标汇总之后是否能满足本世纪末全球温升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以及如何在INDC中体现共区原则，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明年谈判看点。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说，明年一季度，可能很多国家无法提出自己的INDC，“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专家方面的支持，这个需要几年时间，而不是三个月。”高风估计，“明年一季度能有五六十个国家提出INDC，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2014年已近尾声。各国会在2015年提出怎样的INDC，这是目前最让人牵挂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巴黎会议的成败。而且，现在距巴黎会议已不到一年。
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们对此并不乐观。“各国谈判代表们虽然不至于令气候谈判这艘船在利马大会中沉底，但它在巴黎会议前无疑会历经风浪。”乐施会国际联会总干事Winnie Byanyima对此评论：“这次会议的成果仅仅可以被视作对全世界行动的一次号召，除非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表达我们的诉求，否则各国不会提交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对抗那些阻碍具体行动的少数利益体。”
“明年谈判比今年还要复杂。明年的谈判都是实质性的，任务更艰巨，更需要各国树立雄心，也要有最大灵活性，学会做出妥协。”解振华在利马会议结束接受采访时预言：“最终的巴黎协定，如果大家都不满意，又都能接受，就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