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会议，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科学家和各界代表共1000多名人士汇聚一堂，共商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与挑战，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成为人类环境保护历程中第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积极参与，特别是在讨论、修改《人类环境宣言》过程中，据理力争，极大地维护了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今天，重读《人类环境宣言》，越过那些无法避免、不能苛求的时代的局限性，其中醒目的中国环境话语依然熠熠闪光。
人类环境会议上的“中国声音”
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唐克团长、毕季龙代表和陈海峰代表在不同场合积极发言，多次表明中国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表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事务，同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相互尊重，加强全球合作。
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表示：维护与改善人类环境，与公害做斗争，已成为保证人类健康发展的一个迫切任务。我们在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方面还缺乏经验，还要继续做更大努力。我们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在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方面的一切好经验，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做出贡献。
同时，中国代表团主张：“国际上任何有关改善人类环境的政策与措施，都应该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当前和长远利益。”
二是分析产生环境污染的社会根源，批评一些发达国家的侵略、掠夺政策和行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克团长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前，某些地区的公害之所以日益严重，成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疯狂推行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及其垄断资本集团，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不顾人民死活，疯狂进行掠夺和剥削，破坏资源，日益排放有害物质，污染和毒化本国和别国环境。
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了美国军队在越南、老挝使用化学毒剂和毒瓦斯，导致河流水源被毒化、森林和农作物被毁坏、有些生物面临灭绝的危险，“造成了人类环境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中国代表团还阐明了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三是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正当权益。环境危机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些环保主义者认为，正是经济发展日益接近“增长的极限”，导致人类社会的环境危机。
中国代表团强调，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只有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当然，工业发展了，会引起对环境的污染。但这个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绝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怕环境污染，而不去发展工业。只要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只要政府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发展工业就能造福于人民，工业发展中带来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四是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对环境保护持乐观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思，使环境问题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一些环境伦理学家批评“人类中心论”，人的主体地位受到怀疑和挑战。
中国代表团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着社会财富，发展着科学技术，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不断地改造着环境。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善环境的能力日益增强，因此人类环境的改善是有无限广阔的前景的。在人类环境的问题上，任何消极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
《人类环境宣言》中的“中国元素”
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在少数发达国家听来，“中国声音”有些刺耳，但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会议经过反复磋商谈判，《人类环境宣言》最终采纳了不少中国代表团的意见。
一是在分析产生环境污染的社会根源时，虽然比较笼统，没有点名道姓地批评具体国家，但宣言谴责了“促进或维护种族隔离、种族分离与歧视、殖民主义和其它形式的压迫及外国统治的政策”，并明确提出，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污染的正义斗争”。
关于核武器问题，宣言呼吁“人类及其环境必须免受核武器和其它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影响。各国必须努力在有关的国际机构内就消除和彻底销毁这种武器迅速达成协议。”
二是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正当性。宣言既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各国人民面临的重要问题，但也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即“在发展中的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
宣言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千百万人的生活仍然远远低于像样的生活所需要的最低水平。他们无法取得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住房和教育、保健和卫生设备。因此，发展中的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牢记他们优先任务和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
宣言中多处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如，“所有国家的环境政策应该提高，而不应该损及发展中国家现有或将来的发展潜力”，并提出“应筹集资金来维护和改善环境，其中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特殊性”。
三是肯定了公众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积极作用。宣言虽然注意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地给环境保护带来一些问题，但同时指出，“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民推动着社会进步，创造着社会财富，发展着科学技术，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不断地改造着人类环境。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科学及技术的发展，人类改善环境的能力也与日俱增。”
《人类环境宣言》不仅采纳了中国代表团的诸多观点，回应了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其中有一些语言，甚至直接引用了中国人民广为熟知的毛主席语录。如：“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从而使宣言文本的“中国元素”格外醒目。
中国代表团对这份宣言总体上是满意的。
中国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这样评价：“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基本上去掉了原宣言草案中的反动观点。接受了我国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改善环境方面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应当主要通过发展经济去改善环境的观点，关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观点，关于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公害斗争的观点。有的条文全文接受了我修正案中的条款。”
中国代表团认为，“现在的宣言，基本上实现了出国前中央批准的搞出一个较好宣言的斗争方案。”
不断清晰响亮的“中国话语”
继人类环境会议之后，联合国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于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时任国家总理李鹏和朱镕基同志分别出席这两次会议，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的观点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环境话语体系不断清晰和响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表达了愿意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事务的态度，同时对一些发达国家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带有政治色彩，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今天依然不容否定。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给全球环境带来的灾难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今天，发达国家对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仍然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
李鹏总理、朱镕基总理在讲话中都表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中国愿意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并愿为解决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但他们同时强调，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当承担义务，但发达国家负有更大责任。
在发展中保护。在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表明了既重视环境保护，同时要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的鲜明立场。今天，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依然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成为一条重要方针。
李鹏总理、朱镕基总理指出，由于普遍存在的发展不当和发展不足，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作为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经济不发展，人们生活改善和环境治理就没有物质基础。但发展经济绝不能以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不注重资源、环境保护，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应该说，中国代表团在人类环境会议上关于人口与环境的观点带有时代局限性，在充分肯定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同时，对人口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估计不足，但其中诸如“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和“为劳动人民创造良好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认识，也体现了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动员公众积极投身环境保护的可贵理念，与日后进一步明确提出的以人为本、公众参与的观点，呈现明显的一脉相承的思想脉络。
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发展经济，保护环境，都要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和质量，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要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把中国代表团在人类环境会议中提出的有关人口与环境的观点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是“一次生动的课堂”(曲格平)，并直接促成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揭开了中国当代环境保护的序幕。同时，中国代表团不仅见证了历史，也参与了历史。他们不仅被会议影响，也主动影响了会议，影响了世界环境保护历史行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