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公共建筑的能耗必定还会进一步增加，而大型公共建筑则是节能潜力最大的用能领域。”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日前表示。
统计显示，国内的大型公共建筑，其照明和空调系统每年会消耗上万吨标准煤，每年的碳排放量超过5万吨。这意味着，令全球警惕的温室效应和令国人苦恼不已的雾霾，都与这些大体量公共建筑的耗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纽约样本
根据每年撰写白皮书期间在各地的考察，江亿发现，有些地方为了获得政府对太阳能光伏、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等技术措施的财政补贴，即使并非节能需要，也要强行采用这些技术。还有的地方，在新建的大型公建建筑方案还没出来之前，就要求做节能篇，结果提出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的节能方案。
相比于江亿，作为一名在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建筑节能研究者，潘支明把关注重点放在国际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问题的研究上。据他介绍，虽然各国的节能政策都不尽相同，但常见的做法，基本上都是改换节能材料，使用节能设备和降低中央空调的系统能耗。“技术上的东西容易解决，关键是动力的问题。”他对笔者说。
2014年4月，他所在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了一份题为《用对标与公示撬动建筑节能市场 纽约等城市国际经验的启示》的报告。在报告中，美国的纽约市成为了一个被重点解剖的研究对象。
在2007年以前，这座国际化的大都会有80%的温室气体来自于大型公共建筑的耗能，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为此，纽约市长曾亲自动议，要求市长长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牵头负责解决这一问题，并请来纽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团队作为技术支持。
最终确立的改革思路是 依靠立法强制大型公共建筑能效对标和公示，以督促表现不佳的建筑进行改造，提高能效。纽约市政府会将这些信息在政府网站上发布，并在最初3年每年针对对标过程和对标结果发布报告。
潘支明告诉记者，在中国，这种改革思路尚没有进入政策层面的考虑，而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数据的公开问题。“2000年以前，想了解一栋大楼能源消耗量是多少，很少有人说得清。直到学界开始关注以后，有关部门才开始关注和介入。”
直到2007年，这一问题终于被提上桌面。在有关部门的公开文件中，明确提出将在25个示范省市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能耗定额制度。
拿数据来说话
7年过去了，令江亿失望的是，作为第一个建议公开建筑运行能耗数据的学者，他自己尚且未拿到过任何能耗监测数据。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经累计完成四万余栋公共建筑的能耗统计，但其监测数据却依然以神秘的姿态示人。
在清华大学暖通空调专业博士王鑫看来，数据之所以迟迟未能真正彻底公开，主要原因在于当初建设监测平台的时候，对于数据该怎样用，并没有全盘考虑清楚。
“相关制度政策都是约束平台怎么建，需要满足哪些协议和标准。没人关心用的事情，所以数据能不能用，好不好用，都没有及时的检验。”王鑫分析道，“而那些花费了大量资金和力气所得来的数据被采集上来，就只能‘死’在服务器里。”
“学者拿不到数据，不仅很多研究难以开展，还使得市场上更具分析能力和解决办法的企业无法参与进来。”潘支明抱怨道，“更重要的是，无法起到通过数据公开倒逼大型公建节能减排的作用。”
在他牵头撰写的报告中，纽约市政府在数据公开的问题上曾积极地与能源供应商、行业协会及市属各部门沟通协调。纽约市政府大楼也率先参与了公共建筑能效对标和公示，甚至连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社交网络推特上的签名也曾改成了：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要拿数据来说话。
在潘支明看来，因为国情的差异，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纽约的方式，但至少可以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开数据，既保证不泄露机密，又能让社会起到监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