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进入所谓的“过剩经济”，在一些领域里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通过放开价格，激活市场竞争，也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
政府不要担心自己亏损。虽然项目本身可能是亏的，但对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正效应的，政府可以从税收增加等方面获得补偿。
价格改革推进加速，消费者也应该尽快成熟起来，提高法制意识。如果消费者都能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就能形成制约卖方的市场环境，生产者必然不敢乱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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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新年伊始，一项被李克强总理称为“啃硬骨头的改革”——价格改革率先启幕。去年11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价格改革后，本月初首批价格改革的内容公布，共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涉及铁路、民航、农产品等多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许昆林表示，其后还会公布第二批、第三批，包括推进医药服务价格的改革，以及电力、天然气等价格的改革。价格改革究竟带来哪些影响？阻力又有哪些？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张晖明。
文/记者 张涨
记者：国务院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期推进价格改革，改革将带来什么影响？
张晖明：价格是资源配置中的信号灯。国家将这些项目的定价权放开，推进市场化，是跟目前整个大环境密切相关的。过去为什么价格要管制起来，是因为物资短缺，需求大供给小，价格不管起来显然要被需求拉动上升。但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进入所谓的“过剩经济”，这就具备了放开的条件。在一些领域里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宏观经济也处在一种紧缩阶段，通过放开价格，激活市场竞争，也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
放开价格后，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市场紊乱，因为目前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新的定价方式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终将走向均衡。国务院宣布启动价格改革，就是透露了对市场化的信心。过去我们也尝试过放开价格，但只要市场出现一点波动就打退堂鼓了，甚至走一步退两步。但现在，价格改革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陆续不断地推出，这是个理念、信念问题，展现了对改革的信心。因此，无论是从内外部条件、决策层观念来看，目前推进价格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价格改革激发行业活力
记者：在这一批价格改革完成后，我国农产品已全部告别了政府定价。这对后续其他领域的价格改革有什么启示？
张晖明：目前农产品的定价全部放开了，只是表明政府过去明文规定的价格管制取消了。但定价放开了，政府行为、观念却不一定放开了，还有很大提高空间。目前在一些政府领导的观念中，农产品还是很敏感、很特殊的，财政补贴等变相插手的现象还可能存在。这说明，价格改革不仅是放开定价权，还要在市场机制的形成中引入法律法规，政府介入也要讲规则，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建立一个明确的物价平抑机制。日本就对农产品设立了“价格保护带”，高了低了都有现成的预案可以执行。这方面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价格放开对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是很有好处的。现在大量民营资金进入农业的趋势已经很明显。目前虽然我们的粮食自给没有问题，但农业规模化、科技化水平都还不足。社会资本进入后，对于带动产业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规模化、科技化了之后，食品安全监管上也有了保证。可以看到，价格改革可以成为激活行业提升的一种外在动力。
公共产品价改需体制创新
记者：发改委表示，未来还会推进水电气价格改革。这些价格一旦放开，会不会影响民生？这些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价格应如何改革才能既吸引投资者进入，又不增加居民支出？
张晖明：水电气方面在经济学上曾有专门研究，要全面放开竞争有一定难度。这主要是因为涉及到管线成本太大，不具备放开条件。首先企业不一定吃得消这么大的投资，其次一个城市建两三套水管、电路也是一种浪费，没有必要。因此这就需要在体制上创新。我认为，可以把管线运营与产品、服务运营分开看。一方面，管线铺设、维护的成本是相对固定的，政府可以实施特别监管，规定其利润率，不放开给市场。另一方面，在管线上的产品、服务，完全可以采用招投标的形式推进市场化。招投标就要考察谁的服务质量好，谁的价格有优势。如此一来，既可以避免浪费，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同时也避免了政府全面管制带来的寻租舞弊行为。
推进铁路价格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目前铁路是全面亏损的，民企肯定没有兴趣参与进来。只能说铁路的铺设应该是由政府去做，但铁路上跑哪些车，有哪些运输服务，可以放开给社会资本竞争。政府不要担心自己亏损，虽然项目本身可能是亏的，但对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正效应的，政府可以从税收增加等方面获得补偿。但修铁路本身，投资大、回收期长，现阶段社会资本很难有进入的意愿。
大宗商品定价需宏观考虑
记者：价格改革还在不断推进中，您认为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主要是哪些领域？
张晖明：目前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基本上是全部放开了的，但往产业链上游走，价格放开就复杂得多。比如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等大宗商品，目前还没有完全放开。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价格管理还处在摸索阶段，怎么管比较科学还没有定论，不能说放就放。
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牵涉到很多层次的问题。比如铁矿石，我国大量依赖进口，国内的价格就容易受到澳大利亚或者巴西铁矿石的价格影响。总体来看，大宗商品定价权在全球范围内，一些门类的定价主导权不在我国手中，甚至还出现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价格就涨的怪象。这就是因为我国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些商品的市场定价机制内部，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被动接受定价。而要提高国际范围内的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这可能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牵涉到很多地缘政治、国际贸易问题。在不断提升对外话语权的同时，对内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石油目前我国也依赖进口，但我们自己一方面可以提倡节能，发展公共交通，一方面也可以在开发新的能源技术上下功夫。总而言之，对这些大宗商品、原材料而言，价格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并不是说放就能放的，需要更加全面和宏观地考虑。
消费者重维权可防乱定价
记者：价格改革对于消费者而言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晖明：价格改革是个体系性问题，首先消费者也要配合改革。不要因为价格放开后的暂时混乱而抱怨。要知道，市场形成价格的最终获益者一定是消费者，消费者一定是得利的。过去凭借行政垄断、信息壁垒的不合理定价会被市场定价取代，消费者也要对市场充满信心。其次，消费者也要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成熟市场经济的必然条件之一。眼下，我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还不强，买到高价低质的商品甚至是假冒伪劣商品，也就是“算了顶多下次不买了”，但甲不买了乙还可能买。如果消费者都能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就能形成制约卖方的市场环境，生产者必然不敢乱定价。再次，消费者协会也应该主动转变职能，不能再“等客上门”，一方面可以做一些信息征集、市场调查，以唤醒、启发消费者。另一方面目前自媒体这么发达，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十分直观，但是这些信息要有人采集，消费者协会就应该主动干这个活。将零散的信息集中起来形成规模效应，发现共性问题，从而约束不法商家。价格改革推进加速，消费者也应该尽快成熟起来，提高法制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