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引发的环保问题必须“勿以善小而不为”。
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7日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媒体对一些地区“限制烧烤”“汽车限行”等治霾举措的质疑时称，大气污染来源复杂，少开车、少放烟花、节约水电，每个人都要为治理雾霾作出贡献。
一些地方存在粗放发展、乱上项目、先欠后还……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偿还环保欠账正当其时。
“GDP迷恋症”：地方政府还账可否痛下决心?
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之势未改，地方政府还账的难度也在加大。2014年河北经济增长6.5%，低于预期1.5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倒数行列。“据测算，化解过剩产能、治理大气污染可能影响河北省生产总值增速约1.75个百分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说。
“即便如此，河北的空气质量与国家标准和兄弟省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陈国鹰说，“去年该省平均达标天数152天，衡水、保定、邢台、邯郸、石家庄等5个城市达标天数少于100天，PM2.5浓度超标2倍以上，在2014年全国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保定、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衡水、廊坊等7个城市位列空气质量较差前十位。”
“去年的‘APEC蓝’令百姓津津乐道，河北也迎来了难得的好天气。”邢台市环保部门一位负责人说，当时河北共有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邢台的支柱产业以重工业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关停与否，甚至关系到百姓能否吃上饭。
在环境执法领域，地方政府往往“抓小放大”，对一些小型污染企业执法治理到位，对大型企业则显得“力不从心”。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说，这些企业的关停并转涉及就业、税收等问题，事关当地经济发展。“雾霾这么严重，钢铁业有责任，有的城市只在红色或橙色预警时才停产。”
“对于大部分大气污染严重城市而言，即便是牺牲一点经济发展速度，也要花大力气治理。虽然惨痛，但这是地方政府一定要付出的历史成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段强说。
也有个别地方政府甚至打着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幌子”为污染企业撑起“保护伞”。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暗含腐败耐人寻味。陈振楼说，面对那些GDP拉动作用明显，能解决大量就业的污染企业时，执法部门往往会很无奈。
砍下“摇钱树”：企业代价是否“物有所值”?
大规模的污染无疑与企业多年来的粗放经营和先污染后治理有关。在新环保法出台前，大量项目“未批先建”，环评等手续亦可“灵活通融”，使得不少企业在低成本、低回报轨道上运转多年。随着我国对企业环保标准要求的提高，诸多企业开始艰难偿还粗放发展留下的环境欠账。
煤炭燃烧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因而我国目前要求相关行业企业必须有脱硫脱硝设备，此外，碳排放也逐渐成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脱硫脱硝要每吨增加20元成本，且这些设备每年会产生1300万元电费，我们在脱硫前的利润每吨不足50元，料场密闭还得花3000多万元，运营维护还要每年约500万元，如再上设备，碳排放超标需要购买指标，成本就更高了。”天津大无缝新矿业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王世委说。
记者2014年9月前往河北省邢台市采访发现，大量污染企业正在拆除落后的厂房设备。在民营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园区内，几个老旧高炉正在被拆除，总经理阚永海说，“这是我们董事长多年经营的心血，拆了很可惜，但为了环保没办法。”
“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必须下狠心关停，做大做强绿色环保企业。”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包钢集团总经理李春龙说，任何负责任的企业都必须把环保放在第一位。为摘掉“污染大户”的帽子，2014年包钢共投入23.56亿元，重点推进71项环保重点项目。
百姓能否做好身边“小事”?
构成雾霾的颗粒物PM2.5肉眼无法看见，但世界上一些国家多年前便将其确定为环境空气质量指标之一。而我国若不是多座城市遭受“十面霾伏”，很多百姓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幽灵已经“潜伏”在身边已久。
让很多国人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他们自己其实也是这些雾霾的生产者。陈吉宁表示，大气污染来源解析情况表明，在北京、天津和上海，机动车来源大概占24%左右，餐饮、汽修、装修涂料等活动所占比重大概在10%左右，而这些都与个人有关。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一线扫道班班长薛海英说，工作中遇到过雾霾很重的时候还有人燃放烟花爆竹，“政府应当加强宣教，引导百姓把治霾当做每个人的职责。”
当我们开始养成一睁眼先看天的习惯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也需为环境还账。天津市民庞女士在知道了个人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危害后，开始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减少使用塑料袋、让丈夫减少驾车。全国人大代表、原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认为，治理大气污染，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就该胡子眉毛一把抓，哪怕能让雾霾降低一个百分点，也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