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吗?面对视觉和记忆中都日渐模糊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身处经济增长快车道的中国人，很难给出否定的答案。然而，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角再放开一些，就会发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并非总是此消彼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临近两者关系逆转的拐点。
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倒U型关系
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的论文，以实证的方法提出，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倒U形”曲线，即：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环境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在高收入水平阶段，环境随着经济发展而好转。由于与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类似，这一关系又被业内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上述研究还发现，两者关系的拐点因污染物指标的不同而异，大多数国家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以前达到拐点，特别是对于人均收入10000 -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只有河流中的大肠菌指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之间拐点的出现，格鲁斯曼和克鲁格给出的解释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更加关注环境这一非经济目标，国家执行了更严格的环保标准，而多年发展也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清洁技术应用，这些都使得经济增长本身蕴含着积极的环境改善因素。
中国正在临近上述拐点。目前没有一个单独环境污染指标能够概括整个环境状况，但上述曲线实际上由若干环境污染指标组成，其中一些确实已经出现拐点。
从具体污染物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近期发布的报告，中国的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进入下降通道，如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等分别在2006、2012年出现了拐点，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和水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16—2020年出现。尽管如此，整体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增长仍未形成正向关系。
同时，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约7500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已超过11000美元，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上述拐点。此外，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工业比重，这也是中国临近上述拐点的依据之一。
当然，由于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即使中国已经临近甚至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拐点，也并不意味着整体环境质量就能立刻改善。更需要指出的是，格鲁斯曼和克鲁格的研究是对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的经验性描述，它并不是一个能够自发实现的过程。拐点能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表面上看与产业结构变动、能源结构调整、治污技术升级等有密切关系，但驱动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是政府政策、企业转型和社会参与所构成的绿色机制。
从发展负担到市场机遇
当经济运行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侧，环保之于企业，是上市公司年报的成本压力，是社会责任报告的浓墨一笔，是宣传片旁白中的公益事业。在拐点到来之后，企业失去的是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得到的是一个需求巨大的市场空间。
企业要视环保为发展机遇而非负担。你还想得起上次在电视中听到“日立牌是Hitachi”的广告歌是在什么时候吗?事实上，家电业务在日立集团的利润比重已经降到了8%，节能环保领域的贡献则超过四分之一。与传统的环保企业不同，日立在环保领域并非是单纯的环保设备制造企业或环境治理服务商，而是上下游一体化的环保综合方案解决商。受益于其在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和IT技术领域的多年积累，该公司能根据客户节能减排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在大连科技城的智能电网、英国高铁运营服务、夏威夷风电系统中，都能看到这家企业跃入环保“蓝海”的身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节能环保市场潜力巨大，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日立公司转型的案例启示我们，这不仅仅是针对专事环保设备制造企业、环境治理服务商的邀约，未来，传统的家电企业、能源企业乃至IT企业都有可能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转型为环境综合方案解决商。在制造能力完备、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创客效应已露端倪的今日之中国，小米净化器们只是中国企业打开环保市场的牛刀小试之作。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之所以会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负外部性、保护生态的努力具有正外部性，已有市场机制无法给予行为主体以保护环境的激励。要实现从“环保小行业”向“环保大产业”的转变，就必须建立起激励相容的市场机制，消除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
应让污染隐性成本内部化。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以行政强制力创造出排污权的稀缺性，提高企业对节能减排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各类行业组织要通过对独立评估、量化企业投资行为的环境危害或收益，以社会责任的压力提高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2015年以来，《证券时报》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每周发布“上市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风险排行榜”，计算上千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关联企业的“环境风险指数”排名，并公开点名污染排放超标前20位的企业，为投资者提供上市公司环境责任风险的工具。虽然这一指数尚未对相关企业的股价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我从今年正月十五北京的烟花稀落中收获了信心。也许，该是到了上市公司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的时候了。
同时也要让环保隐性收益显性化。目前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普惠式的补贴政策来提高环保产业和环保消费行为的经济价值。但该补贴政策，不但削弱了企业依靠技术创新来降低环保成本的积极性，还容易形成地方政府干预下的产能过剩，影响了环保产业的良性发展。因此，要借助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将环保产业的隐性收益显性化。如，更多地采用“能效领跑者计划”代替现有的补贴政策，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对能效领跑者给予资金、研发等政策扶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完善水权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高节能减排的整体效率;对保护流域、森林、草原等行为实行生态服务补偿机制，使贫困地区维护生态环境的努力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对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实施优惠贷款利率的绿色信贷政策等等。
后发地区的鱼与熊掌
在不同的技术水平、制度背景、贸易地位、国际分工等条件下，“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位置是会发生改变的。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作为前车之鉴，节能、储能、治污等新技术日新月异，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有利于后发国家的该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污染物峰值会提前，污染程度也会降低。
但不少研究者也提出，先发国家拐点的出现，与国际产业分工下的污染转移有关，后发国家可能因产业链分工长期被锁定在低端，而迟迟等不到鱼与熊掌兼得的拐点。
尽管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在1995年的那篇论文里，用当时的数据样本所做的实证研究否定了这一猜想，但也有后续研究呈现出相反的结论。这再次提醒我们，“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并不是守株待兔式的发展路线图。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它们要尽早挣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束缚，必须发挥后发优势，突破后发劣势。一方面，后发国家必须更多地从先发国家引进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并借助国际社会达成的各种气候、环境协定和规制所传导的压力，推动国内环保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机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新材料、3D打印等技术，实现产业分工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
行文至此，想起了2013年由马特•达蒙编剧并主演的电影《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影片讲述了能源巨头公司的王牌业务员，来到页岩气储量丰富的宁静小镇，向因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的居民宣传页岩气开发是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双丰收的大好事。然而，在前大学教授和无间道式的非政府组织(NGO)搅局之下，页岩气开发的环境风险深入民心，能源巨头的阴谋以失败告终。故事的套路并不新鲜，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镇上失业且不具备流动技能的居民在取舍鱼与熊掌时的挣扎。如果中国粗放的发展方式不及时转型、资源环境密集型产业不大力度调整，“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也不会必然成为民众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