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
今年两会记者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回答经济发展和污染物排放量关系时，引用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这条用来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变化关系的重要曲线，对于当前中国有哪些现实意义？
用制度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吗？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究竟讲了些什么道理呢？其实很简单，说的就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的变化关系。
在此之前，尽管环境问题早就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但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人们都一直先入为主地将经济增长当作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认为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走上了一条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道路，陷入了错误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才带来了大规模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质量下滑的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环境保护运动中，都把经济增长作为是一个既定的外生条件。既然是既定的，那么也就是无法改变的。社会一定要进步，经济一定要增长，但环境问题也要加以解决。怎么办？只有把目光转向制度层面，也就是改善环境保护的各种制度安排。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通过制度的约束来最大程度上扭转环境质量下滑的程度。
由此，也就派生出了最早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就是基于产权和外部性内部化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其中也就有了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对环境保护的巨大贡献。这是由于从科斯的理论出发，当时的环境经济学貌似找到了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那就是从解决外部性出发，消除市场失灵，让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要素性资源，重新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得到市场的合理配置。
这样的解释显然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的确是环境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很多的环境保护实践发现，只要能够合理界定共有产权问题，就可以消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使环境污染水平恢复到社会最优的程度。
基于产权和外部性的环境经济学基本主导了早期的理论发展。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环境保护的立法、规制、市场等风起云涌，西方各国都将环境保护的希望寄托在制度性的变革上，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90年代。
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的环境得到改善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业界，都认为制度变革功不可没。但情况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一方面，在部分发达国家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却在恶化。这是与制度差异有关吗？另一方面，二氧化碳的排放在逐年升高，危及全球人类自身的发展。那么，既然此前已经找到了制度上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了，为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呢？
经济发展是环境问题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因素促使人们开始将环境质量演变的原因追溯到经济增长上，那就是自由贸易。
格罗斯曼和克鲁格两位经济学家最初的研究就是自由贸易与环境污染跨国转移问题。但通过研究发现，并不是自由贸易决定了污染的转移，而是经济增长，或者收入水平等因素左右着污染的转移和排放。由此，他们将研究转向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变化关系的研究。基于各国数据，他们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伴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以人均收入为指标），在初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会逐渐增加，环境质量出现恶化。而过了一定阶段后，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在经济增长水平越过了某个发展阶段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便会到达顶峰，并随后出现下降。上述关系用图形表现出来，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经济学的发展由此出现转折，从之前在制度上寻找环境问题的成因并加以解决，逐步过渡到从经济增长上找原因并加以解决。梳理相关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会造成环境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造成了资源和环境的绝对稀缺。根据稀缺租理论，人们一般都是先开发禀赋条件较好的资源或环境（譬如良田），而后开发那些禀赋条件不好的资源或环境（譬如贫地）。这样一来，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总体规模扩大后必然会使得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边际性资源被引入到经济体系中，也就是逐步突破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环境退化和质量下滑。
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出于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必然要引入大量的重化工产业，这些产业有着污染密集的特性。在经济增长的某个阶段上，整个经济体量会显得很笨重。也就是说，结构不够合理。这个问题使得现代经济增长对环境有了双重的损害。除了规模之外，还有一些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的，譬如染料产业。
三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贸易的自由化也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给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他们即便没有承接来自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污染产业，但客观上，他们要为发达国家生产初级产品。而这些初级产品往往都是资源或者环境污染密集型的，为此，这些国家的环境显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然，既然从经济增长上找到了环境问题的原因，那就必然要从中发现解决途径，即发挥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才是经济增长的高级阶段可能带来环境质量改善的原因所在。
第一，从绝对的规模增长向经济上的规模效应转变。如果说，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和环境的利用规模是在绝对地扩大，从而变得稀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产出规模的扩大中找到减少资源和环境投入的可能？也就是实现经济上的规模效应。这意味着，经济产出的规模扩大1倍，但投入却可能是仅仅扩大0.5倍，甚至更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我们可以在扩大规模、增长经济的同时，并不增加对于资源环境的负担，其核心是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力。
第二，从技术进步中寻找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因素。有关技术进步的经济学研究，很多成果都认为这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而同时，技术进步本身也受到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作用。但早期并没有将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的治理直接关联起来。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中发现，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对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呢？恰恰是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与技术进步过程相互是有内生性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会推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惠及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不仅降低利用水平，而且还对其末端排放的治理有所帮助。这样一来，有技术进步和没技术进步两种情景下的环境质量就有很大区别了。
第三，从偏重于工业制造业的经济结构向偏重于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既然高污染的重化工产业是环境问题的一个来源，那么如果减少这部分生产了呢？当然，一国并无法天然地或者强制性地突然改变其经济或产业结构，这种变化也只能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的结果。因为在经济增长初期，重化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后期，服务业等产业的贡献变得更大（从生产端转向消费端）。此时，随着结构的改变，污染自然会下降，环境质量好转。
第四，从对物质消费的偏好转向对环境消费的偏好。随着经济增长，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便开始更多地追求健康、舒适、景观等与生态环境有关系的生活品质，进而自然也就更加愿意为获得这些生活品质来提高其支付意愿，这也就是为何大量有关研究的结果都显示出居民支付构成中包含越来越多生态型支出的原因所在。
现实环境问题怎么解决？
环境经济的理论变迁过程，对于中国当下的环境治理有所帮助，也可以真正地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一起来。对此，笔者有以下感悟：
首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说并非是在环境问题刚刚暴发的初期提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如前所述，即便在初期提出来了，也不会受到重视。原因很简单，社会经济需要发展，这是大前提，所以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就单单重视了制度因素，这与当前中国的情况很相似。换一种理解的方式，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制度因素的确应该先于经济因素（稀缺性因素）。如果没有制度变迁做铺垫，西方国家的环境也并未见得就可以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得到解决。这既是理论上的逻辑，同时也是环境保护实践上的逻辑。在特定的经济增长阶段上，我们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来保护环境。
其次，在真正解决了制度因素之后，是否就可以直接过渡到经济解决的层面，这也是当下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即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西方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进程来看，即便解决了制度因素之后，也并没有迅速进入经济解决的阶段。其原因在于，经济解决能否成功取决于规模、技术、结构和支出等要件。在完善了环境保护制度之后，这些要件就都能水到渠成了吗？未必。因为，在很大概率上，制度完善和经济转型的进程并无法绝对统一，有个时滞，甚或是很长的时滞。因此，要让环境保护的重点从制度解决转向经济解决，关键取决于条件是否成熟，而不是制度因素本身。
最后，如果我们仅仅将环境保护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制度和经济两个层面上，这看起来似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互吻合的。但事实上，这里面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制度和经济背后的制度。通俗地讲，就是市场。因为，要知道，上述产权和外部性内部化等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为了克服市场的不完备，也就是说这些制度安排是与那个初始状态下的标准市场相契合的。如果我们现在的本土市场并不是西方国家初始状态下的那个标准市场，那么后续所有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并照搬西方经济的制度安排便无法用来解决这个所谓的市场失灵。同样道理，经济因素的改变，其基础也是那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初始标准市场。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将本土的市场调较到那个标准的市场状态，那么，无论是制度因素的改变，还是经济因素的改变，都无法真正地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这恰恰也是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