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疏于治理，燃煤发电高效机组普及率不高，商品煤质量差，节能环保装置使用率低，以及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等都是煤炭利用中的主要症结。
煤炭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长期占70%～75%，为国民经济保持长周期较快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即便是在煤炭消费量增幅较小的2014年，煤炭消费依然占到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6%。
从国际上看，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消费量占全球一半左右，在近十年世界煤炭增量中，我国占80%的比重。数据显示，2009年起，中国成为煤炭进口国，进口量逐年增加，2014年进口量大约为2.8亿吨，消费总量在37亿吨左右。
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地位和在国际煤炭市场上的体量，都说明了煤炭清洁利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我国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实现煤炭革命，其影响力将不亚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可以说，其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能源革命的成败。
现状堪忧
尽管我国煤炭产量高、煤电占比大，但目前煤炭的开采利用存在的问题不容乐观。全国烟粉尘排放的70%，二氧化硫排放的85%，氮氧化物排放的67%都源于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燃烧。煤炭从生产、采选到储运，再到煤化工、冶金、建材、发电以及终端消费，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清洁环保不到位的问题。综合来看，造成我国煤炭未清洁利用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疏于治理。美国消费的煤炭中有94%集中用于发电，欧盟和日本的这个比例都在85%以上，而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中仅有50%用于发电，其他大部分分散利用于燃煤锅炉、钢铁、建材和生活领域。分散使用的煤炭，无法与火力发电企业一样采用环保装置脱硫、脱硝、除尘，造成量大面广的污染物排放，这是重度雾霾频发的重要成因，并且因其难以集中治理，导致单位燃煤治理成本较高。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约有70万台工业锅炉没有系统性的脱硫脱硝除尘，另外还有5000万吨家庭散烧用煤，这些散煤每年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总量，约等于10亿吨没有经过清洁化改造的电煤。据工信部统计，除电力行业外，工业领域煤炭消耗量大的领域分别为焦化、煤化工、工业锅炉、工业炉窑，以上四个耗煤重点领域煤炭消耗量占工业煤炭消耗量(除电力)的95%，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占全国排放量的36%、45%、24%。
其二，燃煤发电高效机组普及率不高。我国电煤消耗占煤炭消费总量的50%以上，其排放物是雾霾的主要来源之一。实际上，我国的燃煤发电超临界、超超临界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设备制造、运营能力和煤耗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普及率仅为35%左右。清洁高效的大机组普及率低，造成燃煤发电煤耗总量和排放总量居高不下。
其三，商品煤质量差。我国对煤炭洗选没有强制性规定，煤炭入洗率不到40%，而美国是75%，欧盟是90%以上。煤炭经过洗选可以消除50%～80%的灰分和30%～40%的硫，能够大大提高煤炭使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洗选环节会加大企业的成本负担，而我国目前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缺乏主动洗选的动力和压力。
其四，节能环保装置使用率低。国家已有明确政策规定，要求发电厂必须配备脱硫脱硝除尘设备，而且还有脱硫脱硝电价补贴。目前，发电企业的环保装置已经普及，但使用率不高，企业的偷排漏排问题仍然很严重。据环保部相关研究表明，如果现有环保设备全部投入运行，火电行业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可比现在实际排放水平分别降低60%和30%，这反映出我国环保监管亟待加强。
其五，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煤炭从上游生产到终端利用涉及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能源局、工信部、环保部、安监局等部门，职能分散，监管未形成合力。对煤炭开采、洗选、储运、转化、利用的质量、标准，技术以及环保排放等缺乏系统的监管制度和监管规则，也缺乏煤炭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的协调机制和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
做好“绿煤”和“节煤”
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煤炭仍将在我国能源消费中扮演重要角色，处理好煤炭和清洁能源的关系是中国能源革命的核心问题。片面地否定煤炭的作用或妖魔化煤炭，不仅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也是不客观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清洁能源发展是能源革命这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并不对立。
这是因为，我国能源革命的主要目的，一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通过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实现多元供给、科技和体制革命、加强国际合作来提高能效，增加供给;二是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改变化石能源消耗过大、污染排放过高的能源现状，转向节约、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达到此目的，不仅要通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做到“降煤”和“替煤”，还必须通过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做到“绿煤”和“节煤”。更进一步讲，无论煤炭比重降到多低，只要还使用煤炭，就必须做到高效清洁利用，这是能源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主要思路是做好“绿煤”和“节煤”。“绿煤”涉及煤炭的采选、储运、加工、转化、终端利用等的全产业链，需要勘探符合生产标准的开采地点，还需要先进的开采装备和工艺，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绿色开采，绿色储运和绿色利用。“节煤”意味着利用大机组，降低使用量、提高能效。
“五招”推进高效利用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可概括为控总量、提效率、建标准、强监管、促创新，具体建议如下：
控总量。降低煤炭消费总量可以降低污染排放。我国节能潜力巨大，但还没有建立起从企业到个人自觉节能的长效机制。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已经提出了几年，但行政手段多，市场手段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应尽可能通过市场手段建立长效机制。可通过税收和价格等政策工具，调整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将煤炭排放对环境和对人的健康损害成本纳入煤炭价格，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或是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鼓励清洁能源发展。也可以从需求环节入手，运用产业政策工具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如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技术与环保标准门槛，限制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能耗产业的盲目扩张。
提效率。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需要进一步提高燃煤发电效率，鼓励使用先进的开采工艺和设备，加快推进煤电落后机组的淘汰和改造。当前我国的燃煤发电占二氧化碳排放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如果发电煤耗降低1克标煤/千瓦时，二氧化碳可减少排放约2.8克/千瓦时，全国就可能减排超过850万吨二氧化碳。提高煤炭利用效率还应大力推进散煤集中治理，分梯次推进工业锅炉、供热锅炉、工业窑炉治理改造;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重，将各种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向煤电集中，进行集中处理、集中净化和集中清洁排放。
建标准。煤炭行业的很多混乱源于没有可供遵守的行业标准，构建有利于煤炭清洁生产和利用的行业标准和制度已刻不容缓。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但也不必都亲力亲为，可根据现实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代为构建，政府做好监管即可。什么品质的煤矿可以开采，什么质量标准的煤炭可以进入加工、储运环节，相关政策法规都应做出明确规定。建议限制高硫高灰的煤炭直接燃烧，禁止未经洗选的煤炭进入长途运输，控制低热值褐煤进入流通和使用环节。提高环保和排放标准，倒逼企业改造生产工艺，淘汰落后产能和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强监管。建议搭建企业环保信息公示的公共平台，对发电企业的能耗排放等数据进行在线实时监控，对发电企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监管，最大限度发挥已有节能环保装置作用。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强化监管，从严从重处罚违规排放，对未达环保标准的产品不准进入市场。强化能效管理和监督，完善节能评估、节能考核、节能监督制度，推进煤炭清洁转化利用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建立相关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和科研单位共同参与的协调机构，组织开展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煤质标准、支持政策的制定，编制煤炭清洁利用发展和管理规则，协调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促创新。煤炭清洁利用的主要瓶颈在于成本过高，这必须通过提升煤炭科技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建议加快建立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尽快使我国煤炭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装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重大工程，重点攻克煤炭资源勘查、安全高效绿色开发、煤炭提质、先进煤炭燃烧和气化、现代煤化工、先进输电、煤炭污染控制、节能等一批核心技术，尽快形成重大成套装备制造能力。积极跟踪世界煤炭技术进展，大力加强国际煤炭技术合作交流，促进创新技术的集成优化。□
景春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