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日益面临着重大瓶颈制约，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大气、水、土壤等影响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突出。未来一段时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扭住环境质量改善这个核心，实施质量和总量双管控，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总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首先，要实施资源能源消费量与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联动控制、协同增效，全过程加大综合治理力度。污染物接近或超过环境容量，这是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需要切实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能源消费入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做实源头预防，做硬过程严管。在做好落后产能淘汰减法的同时，着力做好绿色产业培育的加法，更加积极地发挥节能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改造提升的乘数效应。摸清“资源环境家底”，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耕地红线、水资源利用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消费总量、机动车保有量控制等协调联动，效率、强度、总量多管齐下，引领、倒逼、拉动形成节约环保的国民经济体系。严控污染新增量与削减污染存量并重，以大投入、大工程带动大治理，做足治理，补足欠账。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环境风险高的地区要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污染严重地区应实施更为严格的产业准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大幅度降低污染负荷。
其次，抓好环境分区管控，着力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少地方“摊大饼”式蔓延扩张，部分高污染、高排放、高风险的园区和企业建设在城市上风向和城市水系、水源地的上游。这种布局性的污染是最难治理的污染，这种格局性的破坏是最难恢复的破坏。在主体功能区布局基础上，需要充分发挥环境空间分区分级管控的基础作用，避开水、大气、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敏感区、重要区和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红线，合理确定城市增长边界。统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布局，稳步扩大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保护滨河、滨湖、滨海地带，合理安排闸坝下泄水量和泄水时间，建立城市“清风廊道”，增加环境容量。要利用好环境容量的时间、空间差异性，使污染物排放能与之精细化匹配，使质量管理、治污减排、风险管控、生态保护、制度政策等方向一致、目标衔接、步调协调，显著增加质量改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以“3大行动计划”为重点，分区域、分流域持续推进环境质量改善进程。地方各级政府要树立“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底线思维，优化调整管理模式，实施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分区分类施策，精细化管理，精准发力，加快治理，力争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取得实效，重点解决影响群众健康、关乎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一是强化源头减量，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抓好控煤和炉窑两个重点，车、油、路同步，深化联防联控，梯度式推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依次达标，大幅度遏制重度污染范围、持续时间。二是对江河湖海实施分流域、分区域、分阶段治理，协同推进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保护。“大小”并重，在抓好大江大河治理的同时，下大力气解决老百姓身边小河小沟等城市水体黑臭问题。“抓两头，带中间”，在抓饮用水源地等较好水体稳定达标、水质不退化的同时，集中力量逐一打好劣V类水体歼灭战。三是按照防、控、治三位一体、并重推进思路，实施耕地、污染场地、问题突出地区分类防治，对调查点位重度污染的耕地实施种植业结构调整等综合治理，新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管控。同时，要推行环境损害赔偿，确保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重金属等环境安全，切实加强核设施运行监管。
此外，还应以落实企事业单位责任为核心，推动社会共治。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必须顺势而为，运用新思维，在治标的同时重在治本，更多地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落实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强化市场激励机制，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环境保护法》行政强制权的授权，强化环境司法，从严从硬，重拳出击，用铁规铁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二是落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推行排污许可自我申请、自主监测、数据公开、年度报告，建立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并与税收、贷款、融资等关联，严格责任追究，形成环境行为失信失范寸步难行的氛围。三是及时准确公开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以公开推动监督，以监督推动落实，让社会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评判治污效果，以绿色消费革命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建立健全政府监管、企业负责、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