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保持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制造业发展成熟，资本输出迫近，由此，“一带一路”应运而生。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消化过剩产能的重要战略。那么，钢铁产业如何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成为产业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目前看，我国钢铁企业在“一带一路”下已有一定发展基础。
其实，中国钢铁产业的国内和国际形象反差甚大。在国内一直保持着“制造业亏损大户、产能过剩重灾区”，但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钢铁产业已表现出旺盛的全球生命力，形成国际优势产业，产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中国钢铁企业在“一带一路”地区影响力日益强大。
首先，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在“一带一路”地区出现井喷。随着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释放，以及全球雁阵产业梯度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了全球钢铁消费的新增长点。
统计口径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支撑起我国钢材出口，成就了在欧美反倾销大棒下的出口逆势增长，并且，相当多国家进口同比增速超过50%。
2015年一季度，南亚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从中国的钢材进口量同比增长207%和124%;伊斯兰文化占主流国家的土耳其、阿联酋、沙特、伊朗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0%、137%、110%和96.7%;东南亚国家的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同比分别增长134%、114%、46.5%、78.7%、78.4%和77.1%。
其次，中国钢铁企业已开始在中亚、南亚等地投资建厂。“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地区的资源丰富，拥有发展钢铁产业必备的原料，随着该地区政府的招商力度上升，带动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进入2015年，河北钢铁集团、八一钢铁集团、酒钢集团以及马钢集团等企业境外投资，3月27日，中国中冶、马钢集团与瑞士福莱姆公司共同签署了哈萨克斯坦100万吨/年综合钢厂项目合资公司备忘录;甘肃酒钢集团也将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生产基地。
目前，我国钢铁企业海外建厂处于萌动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我国钢铁企业海外投产规模将翻倍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潜力大。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25.6亿美元，仅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9%，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有经济规模不相称，也大幅低于我国对沿线国家28%的货物贸易出口占比。
“一带一路”下中国钢铁的国际产能合作，时间跨度上分为两个阶段。在较近的一个阶段，产品出口是重要形式。
国内已经投建了大规模的钢铁项目，就形成一次性投入，收回建设成本，避免资源闲置，充分发挥国内钢铁装置产能，尤其近两年新疆等大西北地区投建的产能，鼓励其产品出口;未来较远的一个阶段，随着沿线国家开始落实“进口替代”政策，产能转移是主流，我国企业提前介入和当地企业进行联合生产，从而实现中国钢铁产能的全球化布局。
“一带一路”下的我国钢铁产能走出去，存在挑战。
首先，政治风险。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看，基建、公共产品和服务等领域占据主流，很多项目由我国的国有企业参与，甚至占据主导，这要求东道国的高度认可性和政策稳定性。
从沿线已经投运的项目看，2015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危机爆发，如1月，斯里兰卡新总理上台，重新审查外商投资贷款条款并调查腐败行为，已经叫停了价值14亿美元的科伦坡中资港口城建设项目，另据调研，截至2014年年中，斯里兰卡从中国的贷款总额累计40亿美元;2月，柬埔寨政府宣布暂停中国企业承建的4亿美元水坝项目，预计2018年前都不会开工。
其次，管理风险。沿线国家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挑战着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运营能力，比如海外项目投建阶段的土地、矿产、交通设施等主体和配套设备建设问题;运营阶段的税收缴纳、劳工纠纷等属地化管理问题;甚至是企业清算和退出机制的安排。
中国钢铁企业到一个环境成熟度还不如国内的国家搞合作开发，所遇到的问题将超过去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而且，所遇到的问题甚至是开创性的，当地人根本没有思考过相关问题。
再次，环保风险。从污染源看，存在废水、废气、废渣的“三废”污染。本质上讲，环保风险属于管理风险，但针对钢铁的高耗能、高污染特点，以及国内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历程，重点讲一下环保问题。
比如中亚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因此，钢铁企业要重视废水、废渣的处理，根据投建地的风向特征，解决废气问题。部分国内企业的环保意识较为淡漠，而钢铁环保成本很高，国内吨钢环保运营费用200元，“一带一路”沿线法律环境发展不成熟，钢铁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会引发环境纠纷。
中国钢铁走出去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目前，天时、地利的外部环境已然具备，中国钢铁要实现“一带一路”输出和转移，还要进一步实现“人和”。
第一步，谨慎选择投资地。
钢铁产能输出的沿线市场机会，基本都在人均GDP三千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35个国家人均GDP仅3000美元，相当的国家仍有内战。
因此，要对当地投资风险有足够的调查，从当地政府、当地非政府组织或者地方势力了解情况，如果企业难以控制和化解当地潜在的风险，应当理性地决定不投资。投资地的选择上，优先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从而进行独立的风险评估。目前，缅甸、老挝等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风险较高，而苏丹、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信贷风险较高。
再有，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相关政策，优先选择已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相关国家，利用政府关系增加对东道国的责任约束。在和外国接触过程中，利用项目投资契机，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双边合作产业园的政策，推动所在国开辟专门园区，对接我国产业投资政策。
第二步，谨慎选择合作方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同样也有相当多的历史纠葛，如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在中华史上的分分合合。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存在着多个大国的利益切割，介入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在中亚、南亚的势力范围。因此，要加强研究选择方案。
首先，以股权分散破解政治风险。在对东道国进行资源能源等敏感行业投资，国有企业应避免采用独资形式，尽可能选择与国内大型民营企业、东道国企业、全球跨国企业合资或合作，可以淡化国企的政府色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避免政治风险。和东道国企业合作，有助于将东道国利益联系在一起;选择与跨国公司合作，不仅可以降低风险，同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经;还可以组建产业投资基金，从而淡化投资主体的主权特征。
其次，以治理本地化解决管理风险。抛弃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的中国城的孤岛现象，实行员工的本地化，并逐步过渡到管理层的本地化，增加东道国员工对项目的认同感，尤其注重和引导有来华经历的青年吸纳到管理层队伍，从而保障项目的执行力。
再次，以一揽子方案化解环保风险。我国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钢铁行业节能降耗和“三废”治理经验，“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标准要高于所在国的法律要求，树立良好的中企投资形象。在项目投建运营，吸纳国内成熟的环保解决方案提供商，吸纳所在国环保部门和环保企业的力量，严格执行环保设施和主体工程的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积极落实相关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