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在京津冀雾霾治理中改造的生物质锅炉，去年以来重新烧起了煤炭。
生物质能源曾和风能、太阳能并列为三大可再生能源。国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十几年来，风能、太阳能发展得风生水起，唯独生物质能越来越举步维艰。投资建设了差不多10年的生物质电厂，目前大部分陷入亏损，有的甚至停产;生物质成型燃料行业也是困难重重，国内多数秸秆成型燃料企业处于亏损甚至停产状态。
国家《生物质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生物质能年利用量要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但据记者了解，截至2014年底，生物质能实际利用量仅为3000万吨标准煤左右，“十二五”目标看来有可能落空。
发展生物质能源既可以避免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又可以变废为宝，增加农民收入，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为啥做不好呢?
“废物”的成本并不低
生物质发电，1千瓦时发电成本在0.7元左右，高于煤炭发电成本
生物质能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位居第四位。生物质发电，主要是通过将秸秆、蔗渣、城市垃圾等生物质原料直接燃烧或转化为可燃气体后燃烧，产生热量进行发电，具有资源分布广、环境影响小、可以永续利用等特点。
论起步时间，生物质能和风能、太阳能差不多。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1亿千瓦，规模世界第一。太阳能光伏产业更是遍地开花，不仅产能世界第一，去年国内光伏电站建设投产也已突破1000万千瓦，居世界前列。在风能、太阳能“风光”的同时，生物质能却惨淡经营。
生物质能的困境其实就三个字：成本高。比如生物质发电，1千瓦时的发电成本差不多在0.7元左右。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价格同样不菲，生物质压块燃料的价格为600—800元/吨，生物质颗粒燃料价格为8750—12050元/吨。与同等热值的煤炭比，这个价格显然没有优势。近两年煤价下跌，一些产煤大省的煤炭发电成本为0.3元/千瓦时左右。这也是导致生物质锅炉改烧煤炭的直接原因。
问题来了：煤炭是要从地下挖出来的，而秸秆是农民可以在田间地头烧掉的废物，它的价格怎么会高过煤炭呢?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能专委会秘书长肖明松告诉记者，生物质燃料的产业链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是“收储运”环节。我国的农林生物质原料分散、多样、收获期短，收集、运输、储存难度大，大场地难找，防雨、防火、防霉变要求高。农民一家一户烧掉秸秆可以说没有成本，但是要大规模集中起来，就需要考虑配套打捆机、粉碎机、烘干机，加上人工等，投入就很大，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记者曾经到山东一家生物质电厂采访，这家装机容量3万千瓦的电厂一个月就要烧2万吨秸秆，一年就是24万吨，光料场就要占100多亩地。而且，生物质不像煤炭，产运销都没有成熟产业链条，加上密度低，所以收储运的成本都很高。所以，这家发电企业自投产之日就陷入亏损。电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电厂年发电量2亿千瓦时左右，当时的上网电价是0.594元每千瓦时，总收入有1亿多元，但去掉燃料成本、税费、折旧、还贷等，企业每年要亏损上千万元。
生物质成型燃料企业也面临同样困境，特别是近年来煤价的下跌和国家补贴的变化，更是让这些企业雪上加霜。比如位于淮安地区的江苏国绿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由于没有了政府补贴，企业陷入产量越大、亏损越多的窘境。
补贴“奶”该怎么吃
补贴不可能无限延续，给“奶”也要体现市场化原则
新能源成本高也算是行业的通病。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起步阶段政府补贴是惯例，风能、太阳能离不开补贴，生物质能也同样。因此，谈到生物质能今天的困境，不少人将之归结于国家补贴政策的变化。
据了解，为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发展，2008年，财政部印发《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实施之后，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量由2007年的不到100万吨增至2012年的550万吨。然而，由于经营不规范的小规模企业过多，以假发票、做假账及虚假销售等手段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行为屡见不鲜，因此从2013年开始，财政部暂停了秸秆能源化利用补贴政策。
据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统计，取消补贴以来，国内大部分的秸秆成型燃料企业原计划扩大规模及产能的计划落空，直接影响到了成型设备的销售，企业基本处于停产或亏损状态。
业内人士还拿出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调研的结果呼吁国家不能“断奶”：全球生物质炉灶企业主要都是通过补贴实现盈利。50%的生物质炉灶企业和46%的生物质/煤炉企业都得到过补贴，补贴资金可占到企业营收的72%—74%。
婴儿期吃奶是必需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奶该给谁吃，吃到何时?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风能、太阳能的成本高和生物质的成本高，有本质不同。前者的高成本根子在设备造价，因此，只要规模上去了设备造价自然会下来。以风电为例， 10年前3兆瓦以下的风机每千瓦造价都过万元，而如今已经跌破5000元。陆上风电每千瓦时发电的成本也从最初的0.7—0.8元下降到了0.3—0.4元。这就是说，国家在电价上适当补贴，风电就可以发展起来。而随着规模扩大，这个产业是可以实现自我良性发展的，那时“奶”是可以断的。生物质能则不同，它的高成本不是设备而是燃料。而由于生物质燃料的特殊性，其价格可能无法简单地和规模成正比。因为扩大规模就要扩大秸秆的供应半径，而半径越大，收储运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对生物质能源的补贴可能远比风能、太阳能复杂。
正是这一原因，今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将主要采用竞争性分配、因素法分配和据实结算等方式。从补贴政策的变化不难看出，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给奶”也要体现市场化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大水漫灌”。
规模化和分散化矛盾吗
“公司+网点+农户”模式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思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认为，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生产成本，才是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市场并未形成，因此政策应当在提高生物质能产品市场竞争力上给予扶持。有人反映现在补贴门槛高了，其实国家制订补贴政策的初衷就不是鼓励生物质能源企业因陋就简、遍地开花，而是鼓励企业专门从事生物质能源，培养骨干型企业。
补贴有实力的企业，让生物质能企业不断做大，这和生物质能资源分散、集中规模成本过大会不会矛盾?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能专委会的专家认为，我国是小农农业，以户为单位的种植模式，导致秸秆资源分散性、多样性、小规模，成型燃料也无法与化石能源相比，市场半径不宜过大。因此，成型燃料最好的商业应用模式应是：立足本地，就地产出，就地使用。
不做大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做大又有资源禀赋的困扰，一些地方探索出的“公司+网点+农户”模式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思路。“公司+网点+农户”模式的核心是化整为零，把大规模化解成众多小规模，这样，公司化运作可以实现规模化经营，遍布农村的网点又可以解决秸秆只能就近收储运难题。而与农户结合，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还可以解决原料供应和终端应用问题。业内专家指出，只有让产业链上的利益相关方实现分工协作，并都能从中受益，才能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生物质能的“断奶”就有可能实现。比如河北天太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在多个地方设立秸秆加工点，仅2013年就在河北省建立了50余个秸秆加工网点，具备了年产15万吨成型燃料的生产能力，从而形成了多个成型燃料生产基地，实现了规模化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