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柴麒敏说，绿色金融，主要是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大件”，一般指的是在传统业务操作过程中考虑环境影响评估和保护标准，体现金融机构可持续责任，同时也降低因全球环境治理不确定性带来的金融风险。
目前绿色证券主要以债券市场为主，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超过700家绿色企业的融资规模已近万亿，但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债券还寥寥无几。以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为主的生态产权市场才刚刚起步，试点交易尚不活跃，全国性市场还有待时日。同期绿色保险的风险保障金规模约在百亿级，真正撬动绿色金融杠杆的仍是绿色信贷。
根据银监会最新公布数据，截至2014年6月，21家主要银行机构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余额4.2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6.4%。其中，工业节能节水项目贷款余额3470亿元，节能服务贷款余额349亿元，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贷款余额565亿元，绿色交通运输项目贷款余额1.98万亿元。但这类信息披露缺乏细节内容，其可信度仍被普遍质疑，在基层调研往往会发现所谓的绿色信贷都是原先已经决策的融资项目贴上绿色标签，很多甚至是变相的“两高一剩”项目，鲜有的几单排污权、碳资产质押贷款都上了新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报道。
绿色投资普遍风险高、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报比传统领域要慢，使得这些业务在传统金融机构得不到很好地推行。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等专家学者极力呼吁中国，如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一样设立专门的绿色投资银行，定向为绿色产业提供贷款、债券融资乃至股权融资服务，同时吸收社保基金、社会资本等广泛参与。但这些建议遭到了业界的质疑。事实上，2012年成立的业绩最为夺目的英国绿色投资银行，截至2014年3月也仅承诺投资6.68亿英镑，且其运营首年税前亏损575万英镑，投资规模和盈利能力也遭到了很大质疑。有专家学者认为其发挥的作用实际非常有限，反而是充分利用已有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并辅以绿色担保基金、创业投资机构更为实际，或在现有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基础上组建绿色投资事业部和业务分行，国家实行税收优惠。
单纯依靠政府提供公共环境治理的产品和服务是很难的。据测算，我国绿色发展的总投入将占到财政收入的10%～15%，大大超出了应负担程度。仅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例，中央财政在2013年和2014年的投入分别为50亿元和100亿元，未来3年加起来共计约500亿元，与投资需求1.7万亿相距非常大。即将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能源节约和清洁能源建设，初步计算总投资至少需要数万亿元，同样面临类似的情况。公共财政在绿色金融中仅能发挥引导和杠杆作用。
柴麒敏说，要推行绿色金融，就应该推进生态治理的现代化。一是全面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确权登记，通过政府职能转变、资源价格改革和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理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二是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推行生态产权交易制度，对生态产品和服务进行定价，从而改变过去以限制污染性融资的金融政策为主的体系，实现生态产权的增值性和可流转性，实现资产化管理收益，推动建立正向激励的绿色金融政策。其中新型城镇化领域投融资主要依托PPP模式，新型工业化领域则可以大部分交由第三方治理。
随着国内经济速度的下行，金融机构已经在被动地承受“两高一剩”产业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债务违约带来的部分成本，也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相关问题对自身金融风险的影响。绿色金融的起势应该允许“破坏性”的冲击，特别是要留给新社会资本、新技术资本创新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