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说几句题外话。
2012年辞世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很可能是屈指可数的最不应该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二十世纪文学巨匠之一。而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最明净的地区》甫一出版，便为其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声誉。有意思的是，“最明净的地区”一语，出自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之口。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高原的南端，地势较高，三面环山，气候凉爽宜人，空气清新明净，四季如春，洪堡博士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举世无双的“最明净的地区”。但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里的工业和废气污染严重，城市上空常常蒙上一层灰色污浊的烟雾，使“最明净的地区”徒有虚名。
富恩特斯匠心独运地使用这个词语作为书名，意在慨叹在唯利是图的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远较环境污染更令人痛心疾首的墨西哥迅速恶化的社会风气。
某种程度上，当下的中国同样可以冠之以“最明净的地区”这样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称号，社会公序良俗的扭曲，传统文化的断层，国民信仰的集体迷失等等，与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纠结在一起，成为极其错综复杂的艰巨难题。
当此之际，与其等待所谓的“顶层设计”，不如反躬求己，从点滴做起。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特别遴选了针对土壤、水和大气等三个不同方向的环保产上市公司，期望从CFO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面临着巨大蓝海机遇的新兴市场。
文/本刊编辑部
OVERVIEW
从否极泰来的乐观角度来看，近两年从京津冀逐步蔓延到全国的重度雾霾，将国内环境保护现状的恶劣程度以及治理的紧迫程度，最起码是进行了全社会的一次深度环保科普。
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企业界都迅速对此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去年底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震撼出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中，历史性地首次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行了系统阐述，在这一决定中提出的若干条具体方案准确把握了制约国内当前环保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可谓对国内环保行业的发展下了一场久旱甘霖。
而稍后在2013年12月8日，超过50家环保上市企业在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的组织下齐聚江苏昆山，在“2013年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联合发表《中国环保上市公司昆山宣言》，并就国家推进环保产业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提出多项建议。
这样一个上下互动、官产呼应的局面似乎预示着国内严峻的环境保护局面将面临着全面扭转的历史性机遇，真的是这样吗？
显性瓶颈在法律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理解，我们不妨先来观察环保产业所处的法律法规环境，毕竟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才是市场得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石。
目前，我国在环保领域的的根本大法为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下称《环保法》），辅以《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共同构成了整个环保法律体系。迟至2011年，全国人大委托环保部正式开始起草《环保法》修订草案。去年10月21日，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三审，业内普遍预计三审之后还会进一步修订，短期或许仍难以出台。但也有乐观估计认为《决定》的出台很可能会加速修法进程，毕竟《决定》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制度的核心在于要有完善适用的法律法规，而目前实行的《环保法》已经与现实脱节”。
而令人扼腕的是，《环保法》从出台到当前的修订，已经过去了这24年，这个时期对国内曾经山川秀美的自然环境和城乡宜居的社会环境而言，恰好是在GDP导向下急剧恶化的最差时期。
无论是《决定》还是新《环保法》，其中所蕴含的转折性改变是蓄势待发的国内环保产业高度关注的。
比如，在新《环保法》中作为一大亮点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修改，修订稿的表述为“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这也意味着，来自第三方机构运用法律武器的监督将和政府管制一道成为打击污染的制约力量。
除去举国关心的《环保法》修订之外，整个环保行业最关心的是《决定》中的“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应该说，这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措施。
早在2003年起，我国开始针对污染型企业实施排污费制度，但是现有的“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不仅在地方政府的唯GDP论的定位下大打折扣，而且也忽视了环保作为一个高技术产业的产业特征，污染企业往往并不具备依靠自身力量治污的能力，特别是中小型的污染企业，运动式的一关了之的做法根本起不到扭转性的作用。在去年底昆山会议上环保上市公司共同发表的《推动环保产业进一步发展的若干建议》（下称《建议》）中专门呼吁，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大力推行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应确立“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的新思路。
据业内估计，如果将现有的排污费直接改成环境税，根据五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估算，每年的排污费应收额可望在500亿元左右，而目前的实收额估计仅有200亿元左右。有研究人士指出，如果全额收取上述环境税且100%用于环保投入，大约能解决15%左右的环保投资，这将对现有的环保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导入性作用。
隐形瓶颈是金融
对于没有国家队、大多从草根起价的国内环保产业而言，面对上述历史性发展机遇时，金融方面的瓶颈是潜在产业水下但更为直接的制约条件。
我们先来审视一组数字。截至2012年12月31日，国内57家涉及环保业务的A股及海外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约3585亿元，营业总收入约4747亿元。考虑到“十一五”以来，国内环保产业的年均增速在15%～20%，以及行业龙头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增长能力，去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总营收估计也就在6000亿元上下，大约相当于去年56.88万亿中国GDP总量的1%。
事实上，即便是环保行业内部，对于当前的现状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判。
比如，在昆山会议上，按照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的官方表述，目前，我国环保行业逐步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根据环境商会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目前的市政污水、垃圾等基础环境处理市场正趋于饱和，实力较强的环保企业逐渐将业务由工程建设向投资运营延伸。
但是如果将其按照产业经济学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的话，无论是行业集中度、技术领先性还是运营成熟度，当前的国内环保产业应该处于从初级成长期向高级成长期跃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显著标志不是简单的看总体行业的成长速率，而是领先企业的成长速率，整体的行业集中度、技术领先性以及运营成熟度将有质的提升。
事实上，近年来，由环保类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优势所掀起的并购重组浪潮即为明证。在行业从初起到有序的过程中，市场领导者通过收购已有项目或并购企业增强实力，以资本、技术、市场、成本的综合优势快速抢占市场，进而提升产业集中度的做法，恰恰是行业开始走向有序发展的基础。
考虑到环保企业所从事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业带有一定公益性质，资本沉淀性高、投资收益率低，国内相关金融领域的配套也应尽快跟上。
同样是这份昆山提出的《建议》呼吁，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确保环保投入占GDP的2%~3%。比照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标准，环保企业所得税减按15%税率征收。比照由国家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免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政策，免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污染治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性用房及所占土地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更富于新意的是，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在昆山会议上倡议，由有实力的环保企业共同发起成立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的绿色银行。据文一波透露，绿色银行的倡议已经获得了环境商会内7~8家环保企业的认可，其中“大部分是上市公司”，且绿色银行的注册资金初步定在50亿元以上。文一波表示，上述倡议中的绿色银行有两套方案，一套是找到理解、支持环保行业的地方政府，等待民营银行的开闸；另一套方案是买商业银行的壳，对其增资。“我们在跟一些地方在谈第一个方案，同时也在物色第二个方案”。
东江环保(002672,股吧)：再造净土
面对高达5000亿元市场规模的土壤修复的环保产业蓝海，东江环保一方面通过合资、兼并来快速完成产业布局，同时更专注于自身的技术积累和保持充沛的资金优势。
袁跃
生命三要素之阳光、空气和水，向来为农业之本。不过，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被忽略的缺省条件下的，也就是被每个人踩在脚下的、默默无闻的土壤。然而，这个缺省条件如今却不能再被无视了。
根据国内环保部门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另有统计表明，中国每年由于土壤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当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披露，受污染的约1.5亿亩耕地中，中重度污染耕地高达5000万亩。更为严峻的是，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将人们的国民健康推逼向了更危险的境地。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日前明确表示，土壤污染治理与水污染、大气污染一道，共同构成今年环保攻坚的“三大战役”。
东江环保财务总监田华臣表示，当下空气、水、土壤污染集中爆发，是在为过去30年单一的GDP导向埋单。土壤污染主要来自矿山采冶、工业“三废”、污水灌溉、固废堆放等，这些基本上都属于人为因素，近年来急功近利的破坏式产业模式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
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污染迫使他们重塑生态文明，而今面对更为严峻的中国环境问题，正迫使东江环保等中国环保产业的生力军，开始探寻“净土”之道。
姗姗来迟
作为中国环保产业的最大蓝海市场，针对土壤污染的土壤修复领域空间广阔。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5000万亩耕地已经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环保部2013年发行的《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称，全国仅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就达3亿亩。全国18个主要耕地分布省份中，有13个存在土壤重金属超标问题。其中，耕地质量最好的湖南、湖北、广东全部在列。
身为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已经走了将近40年的历程，但是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市场几乎还没有开启，一旦土壤修复市场空间打开，会远远超过大气和水的治理。
环保部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用地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部分地区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全国土壤环境状况稳中向好。截至2013年9月底，国内从事土壤修复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300多家，这一数字在2011仅20多家的基础上迅猛增长了逾10倍。
2014年至2020年，国内土壤修复产业的市场规模接近6900亿元，对于土壤修复新的市场格局，“土壤修复成为东江环保正在全面开拓的新领域”，田华臣对《首席财务官》表示：“今天中国的土壤修复还在萌芽期，我们现在正在全面调研，今后将积极参与招投标和中国一道尽快走过土壤萌芽期。”
但土壤修复市场目前尚处于前期阶段，掌握核心技术、提前市场布局是多家固废类企业的重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内土壤修复产业近年来在政策及市场需求的推动下逐步走出萌芽期，但是技术规范产业化发展涉及的一系列评估、监管和制度环境，还远远没有成行的标准，这也是中国土壤修复至今仍处于试点示范阶段的最大阻碍。
目前A股市场，东江环保、永清环保(300187,股吧)、桑德环境(000826,股吧)、维尔利(300190,股吧)、铁汉生态(300197,股吧)等公司可谓土壤修复领域的先行者。永清环保正在试点新的土壤治理模式，计划将修复后的土地面向市场进行流转和出让，从中获益。铁汉生态2013年11月中标湘江流域重金属治理工程项目，桑德环境、维尔利两家企业也关注土壤修复市场，但均处于前期技术储备阶段。
2013年11月，东江环保发布公告，拟与江苏上田环境修复合资设立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东江环保出资51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51%股权，江苏上田出资49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49%股权。今年1月东江环保和江苏上田的合资公司完成注册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目前正在进行土壤修复市场的前期调研工作，今年计划以珠三角为核心正式开拓土壤修复新兴市场。
启动土壤治理市场牵扯土壤监测、固废垃圾处理、土壤修复、资源回收等行业的每一根神经。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重金属污染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控制源头污染，如果任其流进土壤就会造成二次污染。危险废物处理是东江环保的主要营收来源,目前在公司总营收中占比约70%。作为危险废物处理的龙头公司,东江环保目前在危废无害化处理能力约14万吨/年，未来发展增速预计在20%左右。危险废物处理以无害化、资源化为两大主要领域，其中资源化领域中，规模1万吨的电镀级硫化铜项目近日进入运营阶段，高端铜盐产品售价相当于普通铜盐产品的1.1-1.2倍,对提升公司资源化业务的毛利率有一定帮助。
随着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江苏上田实现了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环境修复领域尖端人才的汇集。拥有独立的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针对不同性质的土壤、地下水开展各种技术和工艺试验，实现修复技术的更新升级，保持核心技术的领先，已经成为土壤修复行业内具有显著影响力的领军企业。田华臣表示，江苏上田作为土壤修复行业的引领者和东江环保固废处理的技术双剑合璧，强强联合有利于土壤修复技术的突破与升级。
亟待提速
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正处于集中爆发的扩散中，这是对文化缺失和盲目崇拜GDP数罪并罚。只强调经济至上，不考虑环境的风险，这是对自然环境的无知和过度掠夺，其结果只能是自食其果。田华臣呼吁，从源头抓起，严控污染排放，关键是制造生产环节，每一个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监督环保的改善与治理，少走弯路，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否则会给后代子孙留下无穷无尽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过去十年国内城市化进程及房地产开发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工厂迁移遗留的大量污染地块逐渐进入商业开发，城市污染场地修复成为土壤修复行业大板块中率先崛起的分支。
未来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同时矿区修复市场也在逐渐释放，预计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元。目前，我国严重土壤污染区有320个，约为548万公顷，而“退二进三”、“退城进园”的推行，导致城市中出现了大量遗留、遗弃场地。据保守估计，这样的场地将超过20万块，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类场地的修复需求仍在不断上升。
据国务院规划，到2015年，我国应全面摸清土壤环境状况，建立起严格的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土地保护制度，初步遏制土壤污染扩散趋势，确保全国土壤环境调查点达标率不低于80%，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定期调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对60%的耕地和所有50万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土地展开监测，到2020年建成国家土壤环境保护体系。
对于十万火急的土壤治理，眼下的成效却是不温不火，技术瓶颈是最难的突破口。田华臣表示，环保处理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要靠自主研发，二要靠合作引进，但是自主研发更重要。
2003年东江环保和北美最大的环保集团Heritage Environmental 成立合资公司，利用国际最先进的线路板废液回收技术共同开展TBCC项目。2009年6月，东江环保与德国E.ON能源集团就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11月，东江环保与美国AES AgriVerde、重庆能源投资集团签署矿井乏风利用项目，为东江环保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搭建国际合作平台。
而通过与当今全世界唯一一家以环境服务为主业的大型集团法国威立雅成立合资企业——东江威立雅，东江环保于2005年5月，获得“广东省危险废物综合处理示范中心一期项目”30年特许经营权，第一期主要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及粤东地区13个城市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减容、减量及无害化处理，并对残渣作安全的最终处置及废气、废水达标排放，成为国内处理能力最完备及技术最先进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理中心之一。
立足固废处理的东江环保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发达国家，土壤修复所占环保产业的市场份额已高达30%-50%。对此，田华臣表示，要想超越萌芽期，必须调整产业布局，加大自己的研发投入，多方合作。
一站式布局
东江环保地处深圳，恰好在当前国内主要环保矛盾聚焦较多的珠三角地区。在这一区域内，环保部门监测的11条主要河流，2012年重金属入海总量为4454吨，珠江排放量为3726吨，占比84%；石油类污染物入海总量为11231吨，珠江排放量为9783吨，占比87%。珠三角是国内工业集中地之一，珠江入海污染主要来自于周边工业企业，电镀、电路板蚀刻和石油炼化是造成重金属和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2013年东江环保成功中标河源城南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造工程，引进和应用匈牙利FBR立体生态处理技术。“FBR运营情况良好，氨氮去除率超过99%，为本集团未来承接更多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奠定基础。环保工程服务业务报告期内承接及运营在期合同客户54家，本期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21,000万元，较2012年同比增加 45%，同时凭借良好的市场口碑及运营优势拓宽市场布局至浙江、江苏等华东地区。”田华臣表示。
目前，国内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能力建设滞后较为严重，每年通过持证单位处理的危险废物占比不到全国危废产生量的20%。面对我国危废行业呈现市场分散、行业不规范等现状，自东江环保上市以来，公司通过一系列并购整合得以快速发展，如今面对新的土壤治理新格局，田华臣期待其成为公司转型的全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自2012年以来，国内外整体经济低迷、市场需求疲软，东江环保面临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的不利局面，且该趋势预计很有可能将持续更长时间，公司亟待进行战略调整及产品和技术升级，努力消除市场减利因素，促进公司可控因素对业绩的拉升作用。”
2013年东江环保围绕战略调整布局，主营业务工业废物处理业务保持平稳增长，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长 21.51%。2013年东江环保实现营业总收入158,293.64万元，较2012年增长 4.04%，但因工业废物资源化产品的价格受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较大程度影响了整体业绩。
作为A股市场上唯一一家工业危废处理综合服务提供商，田华臣表示，东江环保核心业务囊括工业污水和工业危废无害化，能够直接减少进入珠江的工业污染板块，直接受益于珠三角工业环保政策收紧。2013年集团已建立起了针对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城市的废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完善业务链；同时本集团通过全方位的废物处理服务平台，以综合快捷的一站式服务，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而这恰恰符合环保产业“整体解决方案”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为配合打造全能型一站式环境服务平台，东江环保2014年正积极开拓环境工程及服务业务，将环境工程设计、建设、设备安装和调试、运营等资源高效地整合在一起，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环保设施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一站式服务。
资金动力
对于土壤修复所需的庞大资金问题，环保部曾表示将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包括对污染企业征收的污染税、受污染地块的开发商出资、政府拨款、向责任人追回的治理费用、对逃避承担相关环境责任的公司及个人的罚款、当地社区和居民的集资、公益捐助、基金利息等。据初步测算，这部分资金将超过1万亿元。
田华臣认为，“拓展环保产业链，资金是血脉，我们的经营性现金流较为充裕，这是能顺利解决资金需求的一个大前提。同时，正因为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融资难的问题在东江不存在。一是我们有充足的授信额度，另一方面，通过发行公司债的审核，掌握择时发行的主动权。如果有大的收购兼并项目，需要大额资金时，我们还会启动项目并购贷款。”
在资金动力的支撑下，东江环保加大了市场拓展力度，持续加大了研发投入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清远新绿、嘉兴德达、珠海清新等子公司去年下半年陆续收购纳入合并范围。同时，通过股权收购东江环保进入广东省内的东莞市场，新增50000吨/年含铜废物处理资质能力，在区域拓展上取得突破，也有效缓解本集团危废处理能力受限的压力。“广阔危废市场启动在即，预计我国2015年危废产生量将超过6000万吨，其潜在无害化处理需求或达600亿元。特别是针对目前仍没有建设危废中心或运行不佳的省份，均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和扩张机遇。”田华臣表示。
2013年东江环保实际发生营业总成本137891.18 万元，较2012年增长13.24%，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随着加大拓展新市场，废物收购价格上升，其他原辅材料采购、运输及整体用工成本上涨等，“除了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拨付资金，在土壤修复产业萌芽期，东江环保还将重心放在如何练好内功上，以降低成本来节约资金。加大废物无害化处置业务和市场拓展，推进土壤修复战略，还要立足现有优势，通过规范管理实施技改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田华臣非常清楚保持公司资金的活力对于启动这一庞大市场的意义所在。
东江环保危险废物处理资质量约为42万吨/年，未来粤北与江门两项目有望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投产,合计新增处理能力将使得公司资质量增至117万吨/年，增幅近180%，这将对公司明年和后年业绩增长形成重要支撑。外延式扩张值得期待，公司现有多个基地均有望在三年内实现危废处理资质量不同程度扩充，例如沙井、惠州东江、东江威立雅、龙岗、珠海清新、东莞恒建等，成为公司处理能力提升及业绩增长的另一重要驱动因素。
碧水源(300070,股吧)：治污先锋
环保部2万亿元的水处理“豪华蛋糕”，使得上市4年来马不停蹄推进行业布局的碧水源迎来了历史性发展的新机遇。
文/袁跃
有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60%污染严重。据环保部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七大流域国控断面中，劣五类的仍占10.8%。国土资源部网站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华北平原浅层几乎已无Ⅰ类地下水。去年６月，中国疾控中心一份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
毋庸置疑，地表水、地下水被污染，并通过大气污染、渗透等方式，蔓延影响到饮用水水源，直接影响了饮用水源水质，威胁全体国民的饮水安全。我国面临水资源短缺及水污染严重的双重挑战，迫使政府频出重拳。2014年两会后，环保部编制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最快将于5、6月份上报，提出至2017年前消灭劣V类水目标，比原定目标提前3年，核心是关注工业废水处理。
据业内测算，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2万亿元。“对比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投资的1.7万亿元，水污染治理投入的资金更多，而这也将给水污染治理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对再生水、膜技术和工业废水治理的上市公司带来积极影响和更深的社会责任。对外投资加速，多地开花，碧水源未雨绸缪的布局合理将受益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碧水源财务总监何愿平表示。
混合经营的机遇窗口
碧水源在2010年4月的IPO一举募集资金24.4亿元，超募高达18.7亿元，这也使得其拥有了强大的资金实力推进行业内的整合。特别是在去年以来，碧水源在北京、云南、江苏、内蒙古、湖北、湖南、新疆、山东等已有市场的基础上加快布局，2013年投资设立广东海源环保、山西太钢碧水源、青岛水务碧水源、吉林碧水源等公司，成功进入华南、山西、青岛、吉林水务市场，通过增资北京京建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武汉三镇控股公司，延续独特的混合所有制“碧水源”模式，推动公司膜技术进入了新的区域水务市场，大大增加了碧水源的市场份额，为其未来的快速扩张埋下伏笔。
随着“混合所有制”一词的大热，继中石化率先打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炮之后，近期中海油、中冶、中石油、宝钢集团、中航科工集团、中国海运集团、大唐集团等多家央企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体制的魅力，是政府在资金紧缺的情形下，探索市场化经营的有效形式，目的在于，吸引民间资本释放出更多活力。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管理模式的融资性、高效性和低风险性特征，决定了广泛地适用于诸如城市污水处理等提供非纯公共物品或服务管理模式有多种形式，需要根据污水处理厂的不同形态来选择不同的管理形式，多种积极措施的混合使用，会给中国污水处理带来更多积极的转变。”何愿平非常看好这一改革趋势，并表示早在三年前碧水源就已经开启了混合经营，为公司拓展市场带来了无限活力，其中效果最好的是和云南水务的合作。
2011年5月13日，碧水源在北京与云南省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根据协议书，设立云南水务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6亿元，占新公司49%的股权。云南省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股权等非货币出资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依法对其合作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后，云南省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资产的净资产值为6.27亿元，评估值金额为6.91亿元，占新设公司51%的股权。两年之后，2013年5月8日碧水源以7243.61万元出售其参股公司云南水务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4.9%的股权，受让方为云南水务的29名员工。
在何愿平看来，将上市公司常见的股权激励方式惠及到云南水务管理层及骨干员工，不仅有利于调动云南水务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而且也确保了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公司运营机制新的尝试，对其他合资公司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何愿平兴奋地表示，“同时，项目的实施特别是通过合资公司介入水务运营行业来提升规模效应，使募集资金尽快产生效益，混合经营的股权激励，让新的团队学会了敢于承担，遇到的所有困难不是逃避，而是能够积极克服，短短三年内云南水务就由负债经营，创造出80亿元的产值。公司将利用国家重塑生态环境的机遇，在发展好自身业务的同时，将继续以‘碧水源’混合所有制的PPP模式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与领域，实现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与综合实力同步增强，保持公司持续高速发展的能力。”
在云南水务成功案例的鼓舞下，何愿平期待着碧水源能在这一领域寻求更大的突破，“2014年，公司将根据国家政策调整，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进军国内更多的地区与领域，提升公司在水处理领域的市场规模与份额，公司将利用上市后具有的资金优势，推动多种业务模式的市场开拓工作，包括与地方政府建立合资企业来承担污水处理厂的提标升级改造与扩容工作，同时开展项目的混合经营、融资租赁、水务基金等多种新业务模式，以扩大公司膜技术与产品应用市场，为今后大规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在国内外物色合适对象，以投资或并购手段来整合行业资源，推动下属有条件的合资企业在海内外上市，进一步增强碧水源环保集群的整体实力。”
技术突破是关键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流于表面投资形式的国内污水处理行业在轰轰烈烈之中走了一条弯路。2002~2012年是中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高速期，截至2013年，我国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共3501座，然而由于国家制定的排放标准过低，大量经过一级A标准或一级B标准处理的还是不折不扣的污水，这种水质排放到几无自净能力的环境中，导致水体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越治越脏”。
而污水处理的本意在于，城市污水处理后的水经过再次循环利用，应明显减少水体中的污水排放量。有统计显示，国际先进水平水循环利用次数可达到9次，中国目前仅有1.3次左右，污水再生利用率只有5%左右，跟国际水平相比相差悬殊。
“中国水污染虽然经过多年治理，但问题依然非常严峻，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高居不下，远远超过了目前的环境容量。这固然与水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比例偏低、法规与标准体系尚待完善、财政补贴的不到位，监管不力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污水治理理念和思路的不清晰造成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剑平表示。
而同样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日本，如今的水污染防治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基于借鉴日本先进经验的理念，2011年7月6日，碧水源与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江苏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合资，其中碧水源以超募资金出资2215.2万元，持有新公司39%股权；三菱丽阳出资2896.8万元，持有新公司51%股权；碧水源控股子公司碧水源环境科技公司出资568万元，持有新公司10%股权。新的合资公司产品将主要销售给碧水源和三菱丽阳，以及国内对国外品牌有特殊需求的高端用户、工业污水领域用户。
当然，有着丰富资本运作经验的何愿平始终强调自主研发的重要性，“治理水污染的重任要求我们必须最大限度的激发自己的潜能，早在2008年美国GE公司就来寻求合作，这个合作项目谈判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放弃，而这种放弃是值得的，因为指望他人来解决只能是画饼充饥，即便是通过合作拿到的技术也是别国淘汰的技术，自力更生这个理念不仅在过去，在今天的中国同样适用。”
实施污水再生利用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其核心还是技术的突破。污水深度和超深度处理技术，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因素。全球范围来说，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污水处理工艺，已经成为解决污水深度处理的金钥匙。“但是因为中国的水污染情况更为复杂，污染现状更加严峻，国际上以膜为核心技术的整体解决方案来到中国就存在水土不服，同时价格成本过高，也让人望而却步。只有国人完全掌握了膜核心技术，才是掌握了中国未来污水处理的主动权。”在不断的选择中，海归创业家文剑平对碧水源治水技术的核心定位愈加清晰。
膜生物反应器是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它可以一步到位地将污水处理成高品质再生水，同时解决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问题，带来了污水处理技术的一场革命。过去我国MBR技术用膜基本依赖进口，但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该领域已取得较大的进展。国内企业已具有与国外膜厂家抗衡的实力；用于给水及污水资源化的超滤膜领域，国内已有几家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并在国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
通过碧水源的独特市场模式，推动膜技术成为我国解决水污染、水资源短缺、饮水不安全问题的核心技术，并在我国多个地区与行业的全面和大规模应用，特别是在北京地区、环太湖地区、环滇池地区、海河流域、南水北调、华南经济发达地区及西部缺水地区等我国水环境敏感地区的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与新建扩容改造、污水资源化工程中成为了骨干力量，2013年，碧水源在稳定超/微滤膜生产的基础上，已建成年产100万平方米的低压反渗透DF膜，成为世界少数拥有全系列膜的公司之一，全面参与多领域的水处理工程与产品服务。
2013年，碧水源实现营业收入31.33亿元，同比增长76.87%；实现利润总额10.68亿元，同比增长52.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39,910,205.39元，同比增长49.33%。“上述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碧水源利用自身技术创新与经营实力的优势实现了业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形成了多个核心区域市场，与自身固有的发展模式以及核心技术产品大规模生产的有效结合，同时合理地控制成本与费用，使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增长。”何愿平相信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将是碧水源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
虽然碧水源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云南等少数几个我国水环境敏感地区，膜技术在整个水处理行业的比重也不超过5%。但是环保部2万亿水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利好落实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巩固了碧水源在国内膜技术领域及污水资源化领域的领军者地位。“2013年碧水源连续建成多个地下式再生水厂后，特别是标准提升至国家一级A与水资源短缺地区均将面临新一轮的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造工作，为公司的技术与产品带来了难得机遇。同时，公司将加强在家用及商用净水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推动净水器业务快速成长，力争在两年内成为公司业绩快速增长的另一引擎。”何愿平肯定地表示。
盾安环境(002011,股吧)：转型抗霾
看准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巨大蓝海，盾安环境果决地断尾求生，全力转型为治霾尖兵。
文/袁跃
近两年来北方雾霾愈演愈烈，大有扩散至全国的失控态势。这也引发了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2014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把大气污染治理提到了全新的高度，首次用到了向雾霾“宣战”一词，把雾霾治理列入未来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2013年全球36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中国以100亿吨高居榜首，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50亿吨，欧盟只有35亿吨。2013年11月初以来，我国平均雾霾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3天，创1961年以来的新高。虽然近年来，我国废气排放治理初见成效，2012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117万吨，同比下降4.52%，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其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一倍，且远高于美国1036万吨和欧盟27国568万吨的水平；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2338万吨，较2011年的2404万吨下降2.77%，其中工业源排放占比70.93%，机动车排放占比27.38%。
面对迫在眉睫的大气污染压力，盾安环境CFO孙存军直言，“不能给子孙留下环境的负资产。三十年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过度粗放的经济发展，短期来看，我们挣了一些钱，但钱不是生活的全部。长远来看，这种短视欠下大自然太多的大账，短痛成了长痛，而这些负债迟早要还，这不仅需要补足文化短板，更需要政府也来净化心灵。”
果断转型
2014年已成为举国关注的治霾攻坚年，环保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在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清洁能源替代、机动车污染防治、加强集中供热、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环境能力建设、煤炭清洁利用、运行费等八方面投入治理资金，初步估计总金额为17474亿元。其中，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约为6408亿元，占比36.7%。
作为1987年创建于浙江的一家民营企业，盾安环境起初以生产空调零部件为主，经过多年的发展后，1998年公司进军中央空调领域，并于2008年开始以前瞻的意识，在行业内率先实施“从传统制造业向节能环保型产业转型、从设备制造商向系统集成服务商转型”的战略，提早进行产业布局。随着盾安环境多晶硅项目的投产运营，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为有效控制经营风险，优化产业结构，集中优势资源做精做强核心产业，公司适时战略性处置了光伏资产及延伸权益。2013年6月27日盾安环境剥离了其在内蒙古的光伏资产，之所以如此果断地调整公司产业布局，孙存军分析了其中的取舍利弊，“光伏投资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而且近期难以产生回报。通过处置光伏资产，盾安环境将获得超过20亿元的资金，投入自己更加擅长的节能领域。”
对于转型中的盾安环境而言，这次腾笼换鸟为盾安节能产业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机遇期。孙存军表示，“近年来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国策，各级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盾安环境及早布局节能产业，以工业余热余压的回收利用为切入点，迅速建立了先行优势。”
钢铁厂、火电厂等工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北方冬季燃煤供暖的废气废热排放，已被专业领域一致公认为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来源。为整合国内外领先的工业余热回收利用等节能技术和盾安的系统集成优势，集中火力向雾霾的源头宣战，盾安环境于2011年在天津设立了节能产业总部盾安节能公司，以蒸汽乏汽和冷却水余热回收，取代原始的能源消耗方式，取缔小型燃煤燃气锅炉，以能源站实现一次能源消耗，实现热、电、汽、暖、冷多联供。
这种以能源的梯级综合利用和系统集成先进技术，取代高耗能、高污染的能源一次性消耗的新型雾霾治理方式，推出后获得了市场的普遍认可。孙存军表示，盾安节能虽进入工业余热回收领域时间较短，却通过获得区域性特许经营权的形式，进行工业余热回收集中供热工程，依托公司强大灵活的资本融资平台，取得快速发展，目前已签合同总额超70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工业余热供热企业之一。
强化财务
面对多重挑战与治霾机遇并存的宏观环境，盾安环境业务涉及制冷配件、制冷设备及节能产业三个主要板块，2013年利润贡献占比分别为60%、13%和7%。四季度多个节能项目进入供暖季，收入增加。以此为契机，以独到的循环节能技术逐步打造周边地区清洁供暖示范效应，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理念越来越开明，这也缓解了合作方的资金压力，同时还降低了转型期的合作风险，预计2013年节能板块贡献收入将增长50%以上，工程毛利率按照国债利率加项目风险来预计，约为13%，其中工程占比80%，节能服务运行占比20%。
孙存军表示，在向节能环保产业步步深入的同时，公司成立运营管理部，依据“十二五”发展战略制定三年滚动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并落实到年度预算及绩效考核中，强化战略和预算的管控，加强运营管理。全面修订生产、财务、采购、营销、人力资源等管理制度，重点加强内控体系、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财务稽核体系建设，编制风险控制要点和自查清单，实行动态管控，营建全员风险控制的意识和氛围。同时严格执行投资管理流程，重点把握风险点控制，因地制宜，稳步有序推进。通过财务信息稽核系统的运行，结合预算管理，控制成本、费用上升风险。
尽管身处一个高速发展的蓝海市场，但孙存军仍然坚持对财务体系的精益化改造，首先将财务管理延伸到业务前沿，“财务转型的首要出发点就是‘划小核算单元、强化终端管理’，实行超目标利润分享的激励方式，以提高效率，调动员工自我管理的积极性。结合与客户谈判、投标价格、预算销售产品结构、时间等情况，利用信息稽核系统，进行销售价格、产品结构、发货时间控制，追求合理的销售利润。通过对预算目标的分解，将部门、车间、班组、工序设定为利润中心或费用中心，这样的财务管理单元的下沉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我们有个下属公司的金加工车间2013年在仅投入22.48万元工艺改造资金的情况下，实现了591.01万元的收益。”
同时，财务成本也是孙存军高度关注的环节，“在发展节能产业战略指引下，以创造价值作为财务战略的根本，力求价值链中财务支持活动价值最大化。针对各事业部、子公司于价值创造中的不同特征和表现，以及针对外部环境挑战与内部环境不足，突出战略财务管理思想，通过对人员合理配置、组织结构变化和管理制度革新等途径，加强和创新信息、资金、企业运营和投融资管理，实现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引领地位和重要作用。”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走高与双向波动并存的现状日益明显，孙存军也把相当的精力聚焦在这一环节，并根据外部环境及资金回笼情况，及时安排进行锁汇操作。截止到2013年12月底，盾安环境已成交远期锁定美元额度给公司带来可观的汇差收益。合理利用外汇进行理财操作，通过办银行的“期权+远期结汇”产品等，增加收益，以上措施共降低财务费用1500万元以上。孙存军表示，2014盾安环境将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远期结汇等手段，降低汇率波动风险；通过进一步强化内部管控，加快资产周转，搭建融资平台，创新融资方式，还将继续力控财务成本，为公司的做大做强保驾护航。
细分领跑
面对如此庞大的大气污染治理蓝海，盾安环境没有盲目跑马圈地，而是瞄准了细分高端市场。盾安环境公司下属上海风神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洁净工程，为医院提供包括洁净手术室、重症护理病房、生物安全实验室、绿色医院系统等工程的设计、施工与服务，发展绿色医院新能源业务。目前，公司正在加速上海、广州、武汉、北京等城市的布局和市场拓展，计划通过3~5年的整合，成为国内这一细分领域的领跑者。
令孙存军自豪的是，盾安环境转型大气污染治理虽然时间尚短，但是其技术储备和资质提升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14年3月7日，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颁发首批“特种专业工程(空气净化)专业承包一级”资质证书，上海风神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获得编号为“001”的国内一级洁净专业资质第一张证书。“与二级能力资质相比，一级能力评定在企业规模、承担项目规格、企业技术负责人资质、工程结算收入、相应的施工机械和质量检测设备数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获得一级能力评定的企业，在工程承包上也将不受合同额限制，这也为盾安环境在空气净化行业市场竞争中增添了具有含金量的技术砝码。”
在孙存军看来，“001”证书不仅意味着准入门槛的提高，还意味着政府可以间接对取得资质的企业在参加招投标的项目中提供担保，更是对无序竞争转向公平竞争的一种引导和约束，这样的动态管理利于劣币驱逐良币，防止山寨企业的无序竞争，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孙存军认为，“严格的行业规范，不仅对于盾安环境这样的细分市场领跑者来说是发展的利好，更关键的是能够使得行业规范的效果得到更富于持久性和经济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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