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每年有上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量人口流入引发的部分地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智慧城市”综合采用了包括射频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下一代通信技术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城市变得更易于被感知，城市资源更易于被充分整合。在此基础上，各级管理部门可实现对城市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从而有效化解“城市病”问题，消除安全隐患，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收益不明 大餐变“烫手山芋”
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部等八部委，在去年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智慧城市”在国家决策层面以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其庞大的市场潜力也成为众多企业希望争夺的“大餐”。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需资金巨大，涉及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家庭等多元主体，涵盖投融资、建设、运营、监管等过程。传统的政府自建自营模式已经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更多的资金需要由企业和融资机构去筹措，将市场机制引入“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必然选择。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要尽快形成有利于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发展的制度体系。运用PPP模式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已经是大势所趋。
然而PPP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却雷声大、雨点小，目前还鲜有成功的案例，甚至成为相关企业“烫手的山芋”。其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动力不强，在政府地方债务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的情况下，很难投入资金进行增量建设;另一方面是来自企业的焦虑，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往往缺少明确的收益时间和收益标准，以及验收标准，企业的收益存在不明确性，风险较大。”这些原因导致了企业和政府很难达成共识。
同方“智慧城市”泛集成事业部总经理夏宗春认为，“无论是PPP模式，还是融资租赁模式，从企业角度都一定要着眼增量的同时兼顾存量。”也就是说建设方企业要主动帮助地方政府卸下包袱。“比如给政府牵线搭桥去做一些融资租赁”，或者“把政府原有的一些存量项目，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增量项目都放到PPP方案里面”，以此帮助政府用长周期、低利率的资金来置换地方债务中短周期、高成本的部分，来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从“补建设”向“补运营”转变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简单项目的堆叠，也不是纯技术解决方案的拼凑，而是一个长期、动态、复杂的过程，需要统筹全局、前瞻性考虑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规划，集成整合。从2014年各个城市统计的项目资金投入情况来看，当年总投入是1145亿元，其中财政投入205亿元，银行贷款216亿元，社会资本598亿元，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占了约50%。
由于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政府作为监管政策的制定者，制订监管框架时要充分征求利益的相关方，包括投资者、运营者、消费者的意见，使监管法规既能保证基础设施服务的质量，又能保护有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数字城市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马桂芳认为，“智慧城市”应该从三个视角来考虑，首先从市场的角度，应该提升城市的运行效率;同时建设“智慧城市”还要站在市民的角度，要宜居宜业;第三是从企业家角度，城市一定要有很好的运行环境，企业在这个城市能够发展起来。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PPP的应用具有4大关键要素，即制度设计、运营补贴、合作伙伴、绩效考评。在制度设计方面，要从PPP运作的全流程做好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从确定投入方式、选择合作伙伴、确定运营补贴到提供公共服务的全流程，制定包括预算管理、政府采购、政府性债务管理以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等方面的一系列合理制度。在运营补贴方面，要从“补建设”向“补运营”逐步转变，从城市整体效益出发，对社会效益好的PPP项目给予适当补贴。补贴依据是项目的运营绩效。
此外，相关主管部门应出台优惠政策，比如允许投资者进行广告、商业等开发，让投资者感到有利可图，这样才能吸引社会资本。此外，政府还可以考虑允许保险基金、社保基金、住房基金等大型基金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PPP项目。放宽这些基金的投资限制，不仅能够改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局面，而且能够大大缓解各种基金的经营压力。此外，还要增强服务意识，建立各相关部门之间并联式的项目管理模式，超前做好项目选址、投融资方案、规划设计条件、土地供应等方面的工作，对项目起导向作用，使改革的成果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