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2014年对中国光伏影响最深远的事件是什么?老红会说不是哪个重大政策的出台，也不是哪路巨额资本的涌入，而是去年底北京APEC高峰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减排协议。
老红对全球共同减排行动的历史了解不多，记不太清还有那些国家态度不够积极，反正对中美这两个过去行动迟缓、理由颇多的排放大国印象深刻，也一直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情有可原和雾霾日益严重的矛盾而纠结。突然间，在APEC北京会议上，这两个排污大国庄重地做出了自己的承诺，承担起相当于全球总量40%的减排责任。
这一行为的“蝴蝶效应”是明显的：今年3月31日，奥巴马政府已经向联合国递交了2025年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书，承诺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6%至28%。6月8日，G7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到本世纪末不再使用化石燃料，计划到2050年之前，减少相较于2010年排放量的40%到70%的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无需担心会否信守APEC高峰会议的承诺。但是老红既纠结于这无异是对当前下行的经济雪上加霜，又纠结于将会如何实现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达到20%的承诺。因为实现这一承诺的成本实在很高、很难，它意味着，一方面“15年内新增等同于整个美国电网发电能力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与核电资产”;一方面如李克强在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答记者问所说：“甚至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有消息说：未来几年内，为了减排，河北省要削减5000万吨钢铁的生产，带来100万人的下岗。河北省领导面临的困境就是国家领导人面临困境的缩影。
且先不论减排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多少，老红更加关心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20%的目标将会如何实现。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如何实现目标比例，或者说那种可再生能源是最有竞争力的?
我国现在的比例是多少?2014年原能源局长吴新雄说：“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偏高，煤炭消费比重高达6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5.8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9.8%，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如何实现这一比例?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大幅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一个是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可以想象的是：对于前者，无论是站在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角度还是站在化石能源企业说“不”的角度，目前可操作性有限;对于后者，自然成为国家唯一可以发力的选择，并且时不我待。
光伏发电将在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光伏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可再生能源包括：水、风、光伏和生物质发电等。人类为了保证能源供给和不断探讨清洁能源，陆续开发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光伏发电则是重要选择之一，并且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技术路线。
光伏是最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没有之一。老红以为，这是基于成为替代能源的“根本原则”和“技术原则”两大前提得出的结论。根本原则是，一种可再生能源要成为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应当具备两个前提：能量的来源必须是无限的。人类获取这种能量的手段必须是无限的。从这一角度讲，太阳能是无限的，太阳能发电所需要的硅的储量占地球容量25%以上也是相对无限的。这是任何其他可再生能源无法比拟的;技术原则是，要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应当具有相对最高的发电稳定性和最低的生命周期内维护成本。基于这一角度，相对最有竞争力的风力发电，光伏具有强大的优势。
事实上不久前出台的《中国205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情景暨路径研究》就提出，到2050年中国光伏电站建设目标为2700GW。已知目前的数量仅是28GW。
当老红把以上逻辑想逐一明白的时候，自然得出2014年对中国光伏影响最深远的事件，是北京APEC高峰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减排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