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绿色经济研讨会——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在京举办。多位专家学者就环境风险、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等问题进行探讨，其中国企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位与会学者指出，官方反复强调科学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增长，但实际进展却在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的阻碍下步履维艰，与煤、电相关的节能降耗长效机制的改革，总是一拖再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以调研经历为例：“比如说内蒙的一个城市，现在经济很不景气，当然也有它前面的政策失误。后来我们去调研，发现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那个城市发电很富裕用不完，而南方某个省正好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想多用电，缺口和那个市富余的电相吻合，两边都谈好了，但是中间的国企、我们的电力公司反对，这个事情就做不了;第二件事，经济增速放缓，内蒙这个城市煤炭价格非常脆弱的时候，国企在干什么呢?本来治理环境问题应该用优质煤，但是我们的国企从东南亚进了一批劣质煤，就因为价格便宜。结果价格一便宜，反而把这边优质煤赶出去了。像这样一些问题，国企到底在环境治理方面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是要思考的。”
另一位学者则从融资角度，直言国有资本应重点参与其中：“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整天生活在雾霾中，这还不是国计民生吗?缺钱的话，国有资本投到那里去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正当性的。”
除此之外，与会专家还对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及市场化手段进行了探讨。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指出，中国目前的污染防治面临“两难”局面：“企业要按你的标准治理，这个企业可能就白干了，它不会真治;但政府如果真按照不治污的法条把它关了，又影响当地的税收、就业，面临经济凋敝、滑坡的局面，所以现在很纠结。中国大多数现实情况是，企业先这么干着，大家心照不宣，做做样子比较多。”他认为，环境治理关键还在于制度如何设计，尤其是在信息公开、监督尺度、标准可行性方面，单纯靠所谓的行政监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在会上还强调了以经济杠杆为主进行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他认为，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关停并转”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的企业;而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标准的方式，可以针对大范围企业，但又容易产生人情因素、设租寻租等问题，造成扭曲和不公。真正可靠的是通过改革，以经济杠杆为主，在公平竞争中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优胜劣汰作用，把真正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