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底，4万人将齐聚巴黎召开联合国气候大会，期望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届时，将达成全球统一的全新减排协议，各谈判方则须公开提交各自在2020年后的自主减排目标，被称为“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气候大会越来越近，各大谈判集团、联盟、主要经济体动作频繁。近日在京举行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气候变化成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2014年，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比如，南亚及一些沿海国家的渔民和农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气候风险。”美国总统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在峰会上表示。
“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生态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在峰会上表示。
去年，中美两国共同在北京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宣布，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峰值，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约翰-波德斯塔表示，美国正在积极筹备巴黎峰会，并且很快就将推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清洁能源项目，今后，美国的主要能源排放将受到监管。
何建坤表示，全球经济社会仍要持续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增长。如果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就意味着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须回落至2010年水平。但是，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和各国减排程度，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10年高出25%～30%。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以能源和资源的低消费、低排放，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众生活改善。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在峰会上介绍，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预测表明，到2030年，美欧的历史排放量之和仍将是中国的2.6倍。
邹骥表示，要解决气候问题，需要在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等多个层面，构建和发展全球气候治理结构，设定治理目标，识别实现目标所要采取的行动和合作领域，界定各方的责任基础和责任，选择全球合作模式和机制等。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一方面要倡导尊重历史事实，冷静而理直气壮地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持公道，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其率先和示范减排的责任，以及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足额技术、资金支持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要转方式、调结构、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为更多依靠要素效率提升。
国际可再生能源总干事阿德南-阿明在峰会上表示，在全世界范围内，80%的碳排放来自能源消耗，要减少碳排放，就要从能源入手。如果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发展，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可能还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两三倍。
阿明坦言，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体制障碍。如果希望气候变化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就须下大气力，多管齐下。这包括税收、补贴，以及如何利用公共部门资金和调动社会资金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增长和绿色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席苏玛-沙克拉巴蒂列出一组数据，阐释“绿色化”为什么能够促进增长，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绿色增长。他建议，要为绿色增长提供切实支持与实用技能。
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拉斯塔姆-穆罕默德-伊萨认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联合国应当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一些论坛和机制，关注能源、粮食、传染病等问题，帮助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实现绿色增长。”
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特雷莎-里贝拉呼吁：“在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要真正推动绿色增长，必须建立通力合作的大局观。”
“在开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时候，亚投行将会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绿色、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将避免走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只注重发展、不重视绿色、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帮助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