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绿色倡议后，中国各地的“增绿”计划便纷纷实施。
但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对“绿色”的理解不同，方向不一，不少地方的绿色已经开始“褪色”。
“可以肯定的是，越是依赖于资源消耗的地区，绿色程度会越低。越是靠智力、技术创新的地区，绿色程度越高。”6月24日，在《面向绿色经济决策的指标工具及实证研究》报告发布会上，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说。
鄂尔多斯的“绿色歧途”
2015年4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宽阔的街道上车辆与行人稀少，不少工地停工，整个城市显得十分清冷。
这与5年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10年7月4日，本报记者在鄂尔多斯市采访时，仍然能看到城区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大量建筑崛起。
当时鄂尔多斯年人均GDP为21600美元，是北京的两倍多;拥有全国1/6的煤炭储备和1/3的天然气储备。进入21世纪的头8年，鄂尔多斯的本地生产总值增幅达到了25%，比全国GDP增速快了一倍多。
2007年8月，本报记者在鄂尔多斯市采访时，当地政府曾联合国际上50多个国家的百名政要学者，共同发出了《鄂尔多斯宣言》，呼吁各国：采取有利于自然生态的环境友好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共同携起手来，爱护自然，保护生态。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环保物联网监控平台的数据显示，2014年内蒙古全区监控企业共排放二氧化硫34万吨，其中鄂尔多斯市排放的最多。如今，鄂尔多斯不得不拿出13亿元用于大气污染防治。
这样的现实在不少城市仍在上演。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几年前公布的数据就曾显示，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接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绿化”依然缓慢
“其实，现在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往这(绿色指标研究)方面扎。目前还没有什么定论，也都在争议之中，但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原庆丹说。
他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推出了“绿色指数”，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做了长达10年的“绿色GDP核算”，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研发了“绿色经济指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也推出了“生态文明指标”等。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框架，环保部政研中心设计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由状态识别、压力分析、原因解析、政策制定、政策影响预测与绩效评估五个环节构成，筛选出了由172个指标构成的工具箱，并从中精选了23个指标构建起中国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
本报记者从环保部政研中心了解到，运用这一新的绿色经济指标评价体系，评估结果显示，在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整体上仍然依靠重化工业拉动。2005年以来，重化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保持在70%以上。能源消耗总量从2001年的约1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年的约37.5亿吨标准煤。
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2001年的约36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约100亿吨。与此同时，用水总量从2001年的5567亿立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6183.4亿立方米。
评估结果称，虽然我国在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在资源和能源消耗总量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城乡和区域包容平衡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依然缓慢。
环保部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十大流域劣V类水质断面仍有63个，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不达标率仍有10.8%、13%。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占9.9%。
“倚重现象”突出
“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但整体绿色化水平依然不高，特别是中国工业结构的绿色化程度依然不高。”环保部政研中心研究部主任俞海说。
问题出在哪里?
环保部政研中心的分析显示，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倚重现象”突出，生产粗放造成资源能源消耗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目前，我国的能源消耗总量、水资源消耗总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然在不断上升，远未达到峰值和拐点。
本报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尽管不小，但仍难以满足环境保护的需求。
国际经验表明，当污染治理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1.5%时，才能基本控制环境污染;提高到2%～3%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
例如，美国1977年的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就已经达到1.5%，2000年这一数字增长至2.6%。而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虽然持续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达到1.5%左右，难以满足改善环境质量的需求。
在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主任张建平看来，新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能否真正落实才是最关键的。落实的关键是要将绿色经济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