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已能够与附近居民和谐相处。但在中国，尽管其已建成并运行200余座，还准备建设400座甚至更多，但居民仍无法坦然接受。
2015年6月中旬，浙江省象山县松岙村发生邻避事件：即将建设的垃圾焚烧厂信息欠透明，当地村民围堵垃圾运送车辆三日，最终多名村民被警方带走。
此外，2015年上半年，吉林四平、山东济南和北京等多地居民针对待建和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集体发出反对之声。
事实上，哪怕是参与邻避运动的反对居民，多数也和官方一样认为在“垃圾围城”的困局之下，中国的巨量垃圾必然要通过焚烧的方式处置。居民反对的理由，一是别建在“我家后院”，二是对中国垃圾焚烧行业的安全、环保没有信心。
尽管官方和垃圾焚烧厂的投资方、运营方一再向涉及到的居民解释，但反对的居民基本上抓住一条：发达国家居民与垃圾焚烧厂和谐相处的前提是垃圾分类和充分的公众监督，而国内烧的是未分类垃圾，且已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时不时发生各种环保丑闻。
一直关注垃圾焚烧行业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告诉财新记者：“我多次说，现在的焦点已经不是质疑是否要垃圾焚烧，而是集中精力，反对违规焚烧。”
如他所言，在运行垃圾焚烧厂的违规行为，不仅让其周边居民怨声载道，也在不断地将这个行业抹黑，成为制约垃圾焚烧业健康发展的障碍。
行业调查也在指向已运行企业的不规范：2015年5月，芜湖生态中心等几家环保组织向全国103个环保局申请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2013年、2014年10项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以及“飞灰去向和处理情况”，最终仅获得65座垃圾焚烧厂的10项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对人体影响较大的污染物二噁英以及作为危险废物的飞灰的数据极少。
北上广三城在这方面的回复情况较差，且没有提供任何二噁英的监测数据。
难获信任
中国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声音，已经回荡了十年之久，而这也是垃圾围城成为多个城市燃眉之急的十年。一方面，依靠政府指导、居民自觉的垃圾减量行动无法推进。另一方面，各个城市垃圾填埋场不堪重负，快速的城市化让能用来垃圾填埋的土地越来越少。
2009年，位于北京北郊的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因为周边居民的激烈反对被暂停。六年之后，2015年4月28日，这个曾是国内垃圾“反烧派”标志性胜利之一的项目重启。
重启阿苏卫的消息并不令人惊讶，“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垃圾焚烧行业迎来了“黄金五年”。在此期间，全国各地近100座垃圾焚烧厂拔地而起，从东部的江苏，到西部的宁夏，目前，中国运行中的垃圾焚烧厂超过200座。
北京人每天扔掉超过1.8万吨垃圾，这其中有厨房中的残羹剩饭、日常用品的塑料包装、卫生间里的婴儿纸尿裤等等。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数字还将继续上升。如果采用填埋的方式，每年将有数百亩土地变为垃圾场。
伴随着产业政策利好，环保概念热门，BOT运营模式在各地的推广，投资者越来越青睐这一行业，垃圾焚烧概念相关的企业，都希望积极开拓市场，分得一杯羹。
多位业内人士对财新记者预测，按照目前的城市发展规模，未来十年中，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少则将增长1倍，多则将增长数倍之多。
表面上的繁荣是否意味着垃圾焚烧行业的全面胜利?遗憾的是，无论在程序透明还是环保排放上，已经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并未能交出无暇的答卷。
高举“环保”大旗的垃圾焚烧行业，依然是普通居民眼中的“毒烟囱”，民间环保组织紧盯的排污恶兽，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会是中国邻避冲突的焦点之一。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初，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厂违规违法运营、排放，在媒体和公众中引发极高关注。该厂在没有环保部门批文的前提下非法试运营，周边居民认为，运营中产生的臭味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从而爆发了冲突。但最终，环保部门为其补办了相关证件。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研究员陈立雯认为，在武汉事件中，在污染出现后，政府和企业的反应，恰恰印证了许多居于尚未开建焚烧厂周边居民的担心：对于违规运营和排放行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反应机制都让人失望。
“不得不说，确实存在行业内有些企业自律的问题。”郭云高表示，一些企业为了获得BOT项目，用低价竞标的策略，以至于企业无法盈利，只能采用偷工减料的手段，牺牲环保。
熟悉垃圾焚烧行业的郭云高还指出，在数据公开透明、环保可追溯性方面，很多在运营项目确实存在着问题。一些运营项目确实与期待有所差距，甚至有的连达标都有问题。
焚烧真问题
“一是害怕身体健康影响，二是担忧房价下跌。” 一位参与2009年反对阿苏卫焚烧项目抗争的居民说。
多年过去，普通民众对于垃圾焚烧厂的恐惧，并没有超越这两点。城里白领会摆出上网了解到的二噁英、飞灰、重金属这样的专业名词，不懂化学的郊区农民也会口口相传“致癌”“胎儿畸形”等可怕字眼。
虽然政府和企业一再拍胸脯，表示会按照国家标准控制排放污染，各项指标都会公开透明，但群情激奋的人们依然不能接受在“我家后院”盖垃圾焚烧厂的情形。
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
这其中最明显、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异味。垃圾腐烂发酵产生异味，也许并不意味着垃圾焚烧厂排放超标，但对于周边居民来说，令人不快的异味则时时提醒他们，家旁边有一个正在焚烧脏东西的大烟囱。
异味是污水、污泥以及垃圾处理等许多环保行业无法摆脱的难题，亦是考验环保项目管理精细度的指标之一，稍一松懈，就可能因为故障、检修等原因散出恼人的异味。
在吉林四平案例中，垃圾焚烧厂方承认，在遭到居民投诉后，该厂整改了噪音、粉尘问题，但偶尔还是会有异味问题出现。在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厂事件中，除了环评程序、违规试运行问题，也有异味问题。
并不带有邻避情绪的民间环保组织则对垃圾焚烧业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力求通过现场勘查、申请信息公开等方式，揭示出垃圾焚烧行业运营中不合规范的多项问题。
谈及对某个垃圾焚烧厂的反对意见，陈立雯会从技术、法规等多个方面进行研判：环评有没有按规定进行?技术是使用的流化床还是半干法?排放除尘设备上没上?飞灰去向是哪里?炉渣有没有彻底燃烧?
看上去，这些问题远没有多起邻避运动中居民标语上的“致癌”“断子绝孙”等字眼吸引眼球，但这些貌似枯燥的术语，才是垃圾焚烧业的真问题。
2015年5月，几家环保组织向全国103个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最终仅有65座垃圾焚烧厂的10项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被公布。
飞灰是指在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净化系统收集而得的残余物，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目前主要送垃圾填埋场。随着排放量的增加，填埋场压力剧增，加之填埋场使用寿命有限，飞灰中的二噁英、重金属污染又长达百年，长期积存将带来巨大隐患。
环保组织的报告指出，对比将在2016年执行的垃圾焚烧厂新标准，现运行垃圾焚烧厂的10项大气污染物排放问题较为严重，在160座垃圾焚烧厂中，烟尘超标率为30.8%;二氧化硫超标率为25.94%;氮氧化物为21.53%;一氧化碳为11.28%，高达三成的超标率是否能在短短半年中得到妥善整治，还是一个问号。
陈立雯表示，她曾走访东部沿海十几家垃圾焚烧厂，但没有按照企业所安排的参观路线，而是在附近村落蹲守、访谈。即使在一些曝光率很高，号称“全透明”“明星”焚烧厂，她还是拍到了成车的、未按规定处理的飞灰、炉渣等从厂里运出。
在非安排参观的时间里，一些焚烧厂门口按规定应实时更新的电子环保公示牌，也没有任何信息显示。
垃圾焚烧企业和有关部门的不诚信，正把这个行业越抹越黑。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张益举例，现实中，许多市政设施，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等设施，建设的时候都承诺说没有问题，但是后期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民众对这些项目有抵触情绪，并且不再信任政府和企业的相关承诺。
更有甚者，在成本或技术无法维系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只在面临环保部门检查和运动式执法的特殊时期保证排放的正常，其策略是“选择性达标”。
作为行业协会的代表，郭云高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垃圾焚烧业的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些在运项目做得不好。有的是立项、环评等程序问题。而有的则是环保方面出问题，不能真正地做到无色、无害、无味。
企业违规事件频发，监管部门亦不能尽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宣传口号多么响亮，普通人都无法对垃圾焚烧厂放心。
如何前行
“十二五”期间，中国增加了近100座垃圾焚烧厂，已经启动规划的“十三五”规划时期，会是另一个垃圾焚烧厂建设的高峰。张益认为，全国数百个城市，每个城市一个厂并不算多，而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则需要10个以上的焚烧厂才够用。
他预测，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可能会超过1000座，而目前只完成了五分之一。对于短期预测，未来五年，增加300座-400座垃圾焚烧厂完全有可能。
对于未来的发展，郭云高的估计则较为保守。他认为，垃圾减量依然是未来的趋势，如果生活垃圾经过妥善分类，进焚烧场的部分就将大大减少。他依然预测，中国未来至少应该有600座以上垃圾焚烧厂。
快速发展之中，这些企业真的能化解矛盾，将垃圾焚烧行业带上坦途吗?
按照此前相关规划，到“十二五”末，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总数将超过300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30万吨，占垃圾处理总量的30%。时限已至，而垃圾焚烧业无论在项目数量还是处理率方面，都未能达到当时的预期。
这其中原因复杂，在求稳的大局之下，各地的反对声浪无疑是垃圾焚烧行业的减分项。
“解决了健康问题，居民们还担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张益说，要想真正化解矛盾，一定要保证居民健康无碍、房价不降，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设计回馈机制，在电价、公共设施、周边环境等方面给予补偿。
“可现实是，我们的投资只有国外同等规模焚烧厂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一位垃圾焚烧业内人士则掰着手指给财新记者算了笔账：一座千吨规模的垃圾焚烧厂在日本耗资约相当于35亿元人民币，而在国内大概只花3亿元。这其中核心技术设备几乎一样，人力成本略有差别，而最大的差别，则是日本在环保排放上不计成本地投入，以及积极回馈社区的投资。
投资中少掉的十分之九，正是中外垃圾焚烧厂之最大不同。合理地回馈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让居民从邻避问题中由受害变为受益，是发达国家解决邻避运动的根本。
无论如何，一再引发邻避运动本身足以说明垃圾焚烧行业存在严重问题。根本解决垃圾邻避难题在中国或许答案尚远，但在运企业严格自律、停止“自黑”行为，当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