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好了，经济差了;民众点赞，企业抱怨。山东临沂的环保风暴，遭遇着现实和利益的严峻挑战。而这有可能是中国环保治理持续深入后，各地亟需作答的选择题。
在山东临沂，一场空前的铁腕治霾风暴，正承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民间评价：
受益于环境改善的市民赞叹政府终于动真格，利益受损的企业主和产业工人们却在四处抱怨：“全中国其它同样被约谈的地方，都没有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
江泉集团。昔日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现在已经空空荡荡，几乎所有的烟囱都停止了冒烟。资料图片
四个月前，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暗访临沂，查出当地众多企业存在偷排、漏排等违法行为，市长旋即被环保部约谈。在连续被央视曝光后，临沂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环保风暴——所有被曝光和未曝光的违法企业，一律停产。
如今，昔日临沂最大的工业园区、税收最大的来源地罗庄区，正身陷经济衰退的危险。
2015年6月底，这场风暴仍在持续。昔日热闹的街道上显得冷清，几乎所有的烟囱都停止了对外冒烟，付庄街道的临工市场和大街上，每天挤满了等待招工的工人。
这还不是全部。这场“休克式疗法”看起来尚没有结束的日程表。但让人头痛的事情，似乎才刚刚开始。
大量企业关停后，十万工人失业正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人没有工作，盗抢案件在增多。”罗庄区一位基层派出所副所长说。
潜在的金融风险也渐成燃眉之势。临沂市银监局已经警告，所有被关停的企业涉及银行直接担保354亿元，到第二圈担保达1496亿元，亟待善后。
“如果再不开工，我们将要起诉政府，要求他们承担违约责任。”当地有利益受损的企业老总说，手里拿着当年招商引资时，政府承诺解决手续问题的合同。
更多的涉事企业则选择沉默，“没法说，请你理解，除非我们企业不想在这干了。”
坐不住的地方官员已经行动起来。几天前，临沂市政府刚刚宣布成立了以市长为小组长、罗庄区区委书记为副组长的复工协调小组，全面入驻临沂最大的企业华盛江泉集团，以化解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
“请你联系宣传科。”7月1日中午，临沂市环保局局长赵志德匆匆挂断电话说。此时，他正在陪同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官员的路上。
这场治霾风暴正负重走向最关键的路口。
所有停产的钢铁企业门口，都如此门可罗雀。
“打击一批、震慑一片、教育一方”
据临沂的官员称，环保部督查组2015年1月中旬就开始入驻临沂，直至2月6日才公开身份进厂。“新环保法的第一枪刚好对准了临沂。”临沂市环保系统一位官员说。
这是针对大气污染治理全国性督查行动的一部分。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事后宣布，此次明察暗访，针对的正是临沂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情况和区域环境空气状况。
与以往不同，此次执法，督查中心的人带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全程拍摄。“2月6日公开露面时，环保部的人就现场播放了视频。”一位现场见证督查过程的人士回忆。
污染画面触目惊心。督查人员共调查了临沂15家企业，发现13家存在未批先建、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这些视频随后在央视《焦点访谈》《朝闻天下》中被播出。
此时，时任临沂代市长的张术平履新不到一周，甚至还未被正式免去枣庄市委副书记、枣庄市长职务，就遭遇当头一棒。“一下子就被打懵了。”临沂市政府一位官员说。
2015年2月25日下午，受环保部委托，华东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宁对张术平进行了正式约谈。这也是新环保法实施后，华东区域内的首场环保约谈。
约谈地方主政官员，是环保部最近这一年来频频采取的行政手段。约谈会上，环保部措辞严厉，对临沂市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和时间表，3月4日前将整改方案报送环保部，6月4日前将约谈要求落实情况报送环保部，“……达到打击一批、震慑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
“我来接受这一次约谈，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同时我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约谈会上，市长张术平承诺。
决心已然昭示。市长被约谈的9天前，临沂市委、市政府就已经召开了高规格、大规模的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誓师”大会。
力度可谓空前。临沂还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压力层层传递到基层，各个县区和街道的领导，都与重点企业挂钩，承担“包停产、包安全、包稳定、包整改”的四包任务。对工作滞后于时间节点要求的，一次通报批评、两次公开约谈、三次启动行政问责，先后有11名县区、乡镇政府责任人和16名环保部门责任人最终被行政问责。
“压力巨大，力度空前。”临沂市环保系统的一位人士表示。当时，临沂市环保局局长赵志德一度向市政府递交了辞职信。
为确保治理取得实效，临沂市提出了“三个彻底”方针，即停要彻底、治要彻底、管要彻底。
所谓“停要彻底”，就是要求所有停产企业高炉铁水、窑炉焦炭全部清空，炉体降至常温，关键部位实施查封。还要县区环保、供电、经信、安监等部门和当地乡镇政府填写《停产现场核查表》，签字确认。市环保局现场复核确认，确保无一家企业出现压火保温现象。
但这一措施，引发了企业主们的巨大争议。“高炉、窑炉运行有着自己特殊性，停产或不生产时，以前都是采取保温措施。”要求匿名的企业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降到常温将对炉窑造成巨大的损害。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不少企业都向临沂市政府递交专家论证书。“江泉请了鞍山焦耐院的专家，其他人也都有专家意见。”三德特钢的一位高管告诉到。
中玻蓝星(临沂)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会当时都哭了。知情者说，当时企业的窑炉里还有两千多吨玻璃水尚未出货，但依然被强制关停降温。虽然该企业现在已被同意恢复生产，但迄今仍未能开工。“光修理窑炉就需要四到五个月，费用接近一个亿。而去年的利税仅仅超过亿元。”叶志会拒绝对此作出评论，但接近他的朋友证实了这一点。
7月1日临沂市环保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以前临沂市部分企业就曾因环保违法问题被责令停产治理，而这些企业正是以此为由，不真正落实治理措施，有的企业甚至明停暗产，导致停产治理流于形式。“这次‘彻底停产’，也彻底打消了部分企业的侥幸心理。”
免死金牌，不再免死
“罗庄确实需要整顿。”临沂市环保系统的一位官员说，作为临沂市规划的重点工业园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重污染企业的集中地。
改革开放后，罗庄先是大规模上马了陶瓷地板砖产业。2002年前后，因为全国的钢铁热，临沂再度引进、上马了诸多钢铁项目。随后，钢铁、焦化、地板砖，成为罗庄区，也是临沂市最主要的三大重污染产业。罗庄地方小、重工业过度集中，“到冬天一刮南风，整个临沂都是雾蒙蒙，都是霾。”
“有条件的人都搬出去了，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区住。没条件还住着的，就整天到市里、省里，到处举报。”这位官员说。罗庄一度被山东省环保厅采取区域限批措施。
“罗庄在山东是‘挂了号’的。”多位企业主证实了这一点，但以前治污都是一阵风，过了就过了。“谁也没想到，这次政府下这么大的决心。”
“上届市政府还宣称要培养百亿企业，还鼓励企业大干快上。”一名企业高管说，响应政府号召，本地的规模企业去年还在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谁知道新一届政府被约谈之后，政策突然转变，我们全部被停产整改。”
铁腕治霾的效果已有显现。临沂市环保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临沂市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全面加强城市扬尘治理、机动车尾气治理等工作，实现了空气质量大幅度提升，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4项污染物浓度指标改善幅度都居山东省的前列。“1—5月份，这四项指标同比下降24.3%、17.3%、36.1%、14.8%。”
效果明显，或是源于大部分被关停的重污染企业都没有环评手续。“钢铁、焦化、陶瓷、水泥、玻璃，都是国家限批的行业。”临沂市一位官员说，环保系统已经十多年没批过这些项目的环评了。
不过，一些钢铁企业却诉苦，称自己拥有地方的“免死金牌”——在招商引资入驻时，地方政府在合同中都承诺，政府负责包揽解决一切合法手续问题，不办环评，成了当时心照不宣的事。
现在，所有没有环评手续的项目都停产了，而临沂市方面的表态，也变得越来越严厉。一些企业在完成环保整改设施改造后，开始跑环保局，希望尽快复工，但得到的答复是：“连环评手续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给你验收?”
“压力太大了，谁都害怕承担责任。”企业主们抱怨。
今年3月，临沂市金融办曾联合人民银行、银监分局向临沂市委市政府呈报了《关于做好全市大气污染治理企业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曾批示，“……确保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双促进、双胜利。”
“我们的理解，双促进，不是把我们企业直接搞死，而是应当鼓励肯配合改造、能够达标排放的企业，给条出路。”
但对临沂市的钢铁和配套的焦化产业来说，这几乎是道无解的难题。“全国好多钢铁厂建设都没有环评手续，十年后再补办，怎么可能?”当地一位官员说，这直接导致没有人愿意在是非的问题上轻易决策，“既不说是，也不说否，就一直拖着”。
整改的努力，白费了?
不过临沂市已经初步决定了退城入园的策略。一位临沂下属县区的领导告诉，十几天前，分管环保的副市长曾有过表态，“临沂主城区的钢铁、焦化，不能再恢复生产了，恢复生产就算是都达标了，我们的排污总量也超了。”
但搬迁或关停看起来并不容易。“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临沂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生态圈，上下游配合的产业链。你只能慢慢来，首钢从开始讨论搬，到最后也花了30年。”临沂市沂南县的一位领导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搬迁的成本就无法承受。“一家企业两千多亩地的话，按照50万一亩补偿，就是10个亿。”这位官员说。
“我们拥护环保整改，但企业需要出路，而不是简单的关停，好心办了坏事。”沂蒙钢铁集团的高管抱怨，约谈之前的2014年，企业已经按新环保法的要求，投入巨资整改。
去年至今，该公司称自己共花费了2.6亿元购买新的环保设备。沂南县政府已于4月底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验收，但报到临沂市环保局后，迟迟未有明确答复。
“企业是最拖不起的，你要是告诉我们无法开工，我们也就直接关停，不投入巨资做环保治理了。但整改完成了，却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愿意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沂蒙钢铁集团旗下的壶井特钢公司一位高管说。
“山东的焦化、钢铁、化工、水泥，这些行业的环保标准，山东都是比国家严厉的。”临沂市下属县区一位分管环保的领导告诉，二氧化硫的国家排放标准是200mg/㎡(单位同下)，山东是100，粉尘的国标是50，山东是30。
“以前政府对环保问题一直是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原来给我们设定的期限是今年4月底。但现在约谈后，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上述公司高管说。
潜在的风险
环保之外逐步加大的风险，正让这次环保风暴经受考验。一位要求匿名的金融系统官员告诉：“临沂有可能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据统计，这些停产企业涉及银行授信余额165.25亿元、直接担保354亿元，到第二圈担保达1496亿元，现正陆续发生逾期问题。”这位官员提供数据说，而临沂所有的银行贷款不过3000亿元。“这些企业如果再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开工，区域性的金融风险或许就来了。一旦银行贷款被限批，临沂经济想恢复就要漫长的周期。”
这并不包括纳税的情况。据悉，首批停产的这57家企业，税收总量占到临沂的40%工业税收，就业人数超过十万人。而在罗庄区1至5月的纳税企业榜上，许多涉事企业都以50%的幅度下降。
3月13日，临沂银监分局组织召开了大气污染信用风险防控专题会议，建议市政府提供2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企业融资衔接的资金支持。而在临沂的5家大型银行向省行，临沂市银监分局向山东银监局，都已各自做了报告。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上面的领导无法从数据里了解到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还是歌舞升平。”临沂市一位官员告诉，压力之下，一些县市不得不虚构统计数字，以掩盖危机。以此次同样有不少企业遭到停产整顿的某县为例，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数据实报为负16%，但市统计局发回后，数字已经改成了增长5.6%。
最令人头痛的或许是山东的明星企业华盛江泉集团。这家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的村办集体企业，拥有3万多名职工，在1987年农民企业家王廷江创建以来，一直是模范企业，它一度拥有3只在境内外上市的股票。
但现在，“它已经连贷款利息都付不出了，临沂市政府已经帮他还了数千万。”临沂一家商业银行行长说。银监局、金融办和各家银行，已经派出代表和市政府进行了对接，他们担心，“如果长期这么做下去的话，就要出问题了。”
不过，对从2014年9月开始就陷入困境的江泉集团而言，这或许更像是一个机会。知情者说，政府希望江泉集团7月10日前恢复生产，江泉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比如政府提供启动资金或者授信。
媒体人士电话该集团董事长王文涛并短信提出采访要求，尚未得到回应。
而对于其他的企业，恢复生产看起来还没有时间表，尤其那些缺失环评手续的企业。谁也不敢轻易下决定。“市里比较谨慎，需要省环保厅出个书面的东西。而环保厅要求的是达标，并不要求停产。”这位银行行长说。
6月28日，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的官员再度赶赴临沂，开始了为期一周左右的后督查。地方官员和企业主们已经睁大了眼睛，等待着属于自己最后的命运。而这与临沂的命运也休戚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