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各国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系列原则和要求采取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主动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之前，系统地阐述“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s)《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正是要向世人和国人传达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新的发展理念和长远愿景。
传统观念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阻碍经济增长，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据和研究结论日益表明“现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行动可以推动创新、提高经济增长并带来诸如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泛效益”，“提升传统产业和社会生活的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倒逼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形成节能低碳的产业体系，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有效增加绿色供给，每年新增低碳投资1.6万亿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发布年度数据报告称，201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895亿美元，占全球总投资3100亿美元的29%。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6%。另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最新发布的《绿化中国的金融系统综述报告》预测，中国新增的绿色金融需求大体上在每年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年度投资规模占各年GDP的比重超过3%。预计中国“十二五”期间全社会新增节能投资预期将达到2.7万亿(2010年不变价)，新增低碳能源(天然气、非化石能源、CCUS等)投资则将达到3.1万亿，低碳产业总产值约为8.4万亿元。预计2005年到2030年，低碳发展领域累计投资将突破41万亿，其中能效产业累计投资约15.2万亿，低碳能源产业累计投资约25.7万亿，风电和太阳能累计投资约11.3万亿，低碳产业规模将达到23万亿以上，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6%，成为国民经济真正的支柱行业。同时，这当中约91%的资金将有可能来自社会资本，创新资本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将起到关键作用。这还不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推动的境外“绿色投资”。
有效推动绿色创新，每年新增低碳就业300万人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报告称，201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人口约为339万人，占全球总就业770万人的44%。预计中国“十二五”期间全社会新增节能和低碳能源领域就业人口1400万人。一些新兴的职业、部门和企业正在被创造出来，如碳金融、碳审计、碳盘查、企业碳战略、合同碳管理、碳资产托管、可再生能源智慧解决方案提供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能源互联网、气候大数据等等。预计到2030年，仅上述两大低碳发展领域的就业规模就将达到6300万人，更多的就业岗位将出现在对传统产业的低碳化改造和升级中。随着产业体系的逐步形成，社会低碳创新的动力正在被孕育和唤醒，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将加快得到实施，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的活力将在未来逐渐释放出来，新的产品、服务、技术、模式、市场将会不断涌现，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有望引领生态治理市场化进程，将有效发挥绿色资源配置、绿色价值流通、有效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的市场功能。
有效构建绿色秩序，协同减少大气污染80%
在当前中国低碳城市试点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绿色社会秩序的形成，比如公民碳信用、新能源汽车单独摇号、不限号等，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首次明确了“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按机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依次调用化石类能源发电资源”。未来在东中西部区域政策、产业政策、人口管理等方面更进一步的优先秩序安排将逐步推动构建起新的社会公平体系，从而加快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进程。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中国底层社会文化的解构危机，“家风”、“乡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低碳发展在文明层次上的作用就在于重构新的绿色社会秩序，用绿色化的价值标准对民众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新的排序和规范。低碳发展是一个线头，能贯穿起外交和内政、经济和环境、短期和长期，其本质上是个大跨度多领域的综合性事务，要有用中国模式方法解决中国模式问题的信心，比如应对雾霾，找到自身改革和转型的逻辑，而不是盲从。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表明，峰值的实现将大大有助于改善我国空气质量，2030年SO2、NOX及PM2.5的排放相应可以比2010年下降78.9%，77.6%和83.3%。
随着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已不能有效满足，需要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让市场在生态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让生态资本真正成为新增长模式中的生产要素，走低碳发展的“群众路线”，发挥大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让低碳产业不依靠输血自身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才是长久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