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市场正在经历一些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在当前来看仍比较微妙，但在长期将会对全球石油市场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世界石油市场正在经历一些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在当前来看仍比较微妙，但在长期将会对全球石油市场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变化之一：从供不应求到产能相对过剩
石油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首先，开采和运输受地缘政治影响较大，甚至地球上可供开采的石油储量本身也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因而石油供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石油需求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可替代能源的影响。
再次，除了实物现货市场外，还存在一个包括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在内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石油市场的复杂程度。供需的不确定和金融交易行为使得国际石油价格始终处于波动状态。
研究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的不同，在影响国际油价的诸多因素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是有所不同的。
简单地概括起来：2000年之前，特别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供给侧因素是影响石油价格的主要因素。
哈伯特(Hubbert)提出的“石油峰值理论”认为，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产量会在某一时点达到高峰，然后必然会下降。
他在1953年曾预测美国本土的石油产量降在1970年前后达到峰值，一度引起市场恐慌。
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尽管关于峰值的预测有过多个版本、分歧较大，但石油峰值理论始终是人们理解石油市场、制定石油政策的基础性理论。
在这一时期，OPEC作为“卡特尔”(Cartel)具有极强的市场势力，动辄就能通过供给侧的限制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其间以1973年和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最为深远。
进入21世纪之后，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下，需求侧因素对石油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
大量研究表明，需求侧因素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开始超过了供给侧因素。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对于短期油价的影响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大量机构投资者运用石油期货交易来对冲股票等其他市场的投资风险。
事实表明，这些金融交易存在明显的羊群效应、反馈交易等非理性交易行为，并加剧了石油价格的波动。
在旺盛需求和金融交易的共同推动下，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30美元/桶一路上升到了2008年7月金融危机之前的144美元/桶(以布伦特油价为例)。在此期间，各产油国也争相增加投资、开足马力扩大产能。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开始低迷，石油需求增速放缓。加之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等地区的石油产量大幅扩张，石油市场进入了供大于求的态势，一直以来的卖方市场有向买方市场过渡的倾向。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2015年世界石油需求为9418万桶/天，减去OPEC之外的供给后，净需求比OPEC的产能要少538万桶/天。
由于未来几年需求的增长将持续低于产能的增长，这一数字到2019年会扩大到605万桶/天。
变化之二：曾经最重要国际买方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页岩气革命会增加石油供给，但总量上的影响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影响在于它将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石油国际贸易格局。
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石油展开的。
它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尝试谋求减小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这两个策略可以称之为美国能源战略的“双股剑”，从尼克松、福特，到卡特、里根，再到小布什，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歧不断、每位总统的施政理念也不尽相同。
但在寻求能源独立上却是一致的，历届政府都试图加大研发投入，希望有朝一日减小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称其为“能源独立运动”并不为过。
奥巴马上任后，恰逢页岩气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更是常常鼓吹能源独立的口号。
美国过去一直是国际石油市场上最大的买家，一旦基本实现石油自给自足，那么它参与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原有的国际贸易格局也将被打破，卖家需要搜寻匹配新的买家。另外，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也势必会发生转向。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政府在伊朗核谈问题上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其背后自然有奥巴马总统希望在任期结束前积累政治遗产的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大大降低。
未来美国的中东战略很可能由之前一边倒地亲沙特，逐步转向均衡沙特和伊朗势力。
变化之三：OPEC“卡特尔”趋向松散
从国家层面而言，世界原油市场是一个“双层寡头市场”。2013年，OPEC、俄罗斯、美国分别占到世界原油产量的42.1%、12.9%、10.8%，这是寡头市场的第一层;OPEC内部的12个成员国构成了寡头市场的第二层。
OPEC成员国中份额较大的有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伊拉克等国家，占世界原油产量的的份额分别为13.1%、4%、4%、3.7%。
OPEC是一个典型的“卡特尔”组织，其成员国拥有的探明石油储量占到全球总储量的71.9%，是石油市场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其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当油价高涨时，OPEC的市场势力很强，各成员国的安全边际都比较高，因而内部协调相对容易。
而在油价低迷时，OPEC的市场势力会减弱，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就会不断凸显，协调产量会变得困难。
在OPEC内部，沙特阿拉伯话语权最强。正如笔者此前提到的，去年以来沙特希望引导OPEC通过维持产量放任油价下跌，从而挤出新进入的生产者。
但由于不同产油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采油成本具有异质性，其成员国不见得完全赞同OPEC的做法。
另外，挤出战略即便在短期能取得一定成果，但注定是难以长期有效的——只要页岩油气的开采还在继续，技术和投资设备的相对价格在长期就会逐渐下降，从而降低页岩油气的开采成本。这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另外，如果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由一边倒转为均衡策略，伊朗核谈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将会使得OPEC内部的协调更为困难。
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OPEC名存实亡甚至出现分裂的可能。今年3月份开始的也门战事不断扩大，从侧面印证了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力量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力量的纠葛随时可能加剧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
上述三点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未来世界石油市场版图，集中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供需关系的转变将使国际油价失去大幅上涨的动力。2014年6月之后，布伦特油价从115美元/桶的一路跌至2015年1月的45美元/桶，WTI油价从107美元/桶跌至2015年1月的44美元/桶，跌幅均超过60%，可谓“腰斩”。
尽管今年2月以来有所收复，但继续上涨乏力。整体来看，需求侧因素成为影响油价的主导性因素。当然，不排除供给因素和金融交易行为可能带来短期冲击。
第二，国际石油贸易格局势必出现调整。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降低，进口的积极性会下降，中国作为石油买家的地位更为重要，与沙特、俄罗斯以及其他产油国之间回旋的余地更大了。
这对中国而言整体上是好事，但也需要注意到背后潜藏的风险：
一是，美国在基本实现能源独立后正在迅速调整其中东战略;
二是，原有的“石油-美元循环”收缩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冲击。这两个风险点都不容小觑，我们需要及早研判、做出预案。
第三，关于石油定价权。在这一轮石油市场格局调整中，中国相对而言是处于上风的。
借助这一有利时机，中国应当力推人民币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
中俄石油贸易中尝试使用人民币以及即将推出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等都是必要的尝试。
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宏观层面，石油定价权事关国家利益，美国显然不会轻易做出让步;
在微观层面，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对参与国际原油市场还比较缺乏经验;因而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难免出现波折。
推广人民币的石油定价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与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
现在最大的障碍在于如何建立起顺畅的“石油-人民币循环”机制——如果没有足够的可供国际投资者投资的高质量、高流动性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那么“石油-人民币循环”就只能依赖于贸易渠道，人民币在石油贸易中的使用也会因此而受限。
